5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与西南财经大学联合发布《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此报告历时两年、走访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8400多个家庭而成，称中国家庭自有住房拥有率89.68%，居世界前列，远高于世界平均的60%。如此惊人的数据，让已经习惯了“被幸福”的国民 再跌了一回眼镜。

脱离实际的数据无意义

时代周报：对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中所称，中国家庭自有住房率高达89.68%，远超世界60%左右的平均水平的说法，你怎么看待？

周天勇：我认为 这个数据存在三个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它是按照户籍人口统计，而不是按照常住人口。目前中国有2亿多流动人口，而且规模还在不断扩大，而其中的一大批人， 尤其是“80后”、“90后”，以及未来的“21世纪后”，不会再回到农村，所以农村的住宅对他们而言是“无效住宅”，对年龄越小的人，农村的住宅越无 效。随着乡村的衰败，二三十年后这些住宅基本上都是建筑垃圾，所以把这些住房算作他们的“自有住房”，从城乡二元结构的转型来看是不合适的。其次，在2亿 多流动人口中，大部分是农民工和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住在城郊、城中村、地下室或者工棚中，条件很差，他们实际上是无房的。再次，就算按照户籍计算，也存 在很大误差，因为有的家庭拥有多套住房，把它们摊在无房的人头上取平均值，这样“被拥有”不符合现实情况。

胡刚：我想这个数据是把农村的住房也考虑进去了，现在农民基本是有住房的。虽然，农民工在城市大多没有自己的住房，但在老家基本都有。该报告称中国 人的自有住房保有率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这可能是真实情况，因为中国人普遍有安家置业的意识，在传统观念上至少要有一套住房，而不像许多西方人，有没有自己 的房子无所谓，租房也可以。所以中国人的住房拥有率可能会比国外高一点，但我觉得不会有近90%之多。

时代周报：显然，这个数据回避或掩盖了一个问题，即中国2亿多进城务工人员的住房问题，他们中间许多人不会再回到农村生活，农村的“自有住房”对他们几乎没有意义。

周天勇：没错，这个报告的危害性在于，它掩盖了二元结构下城市新移民的住宅危机。实际上农民向城市转移，有三个巨大的风险：第一个就是住房风险，居 住问题如何解决，有的国家有平民窟，有的国家有保障房，但问题是我们的政府能否承受得了；第二个是就业风险，进城后能否找到工作；第三个是社保风险，能否 获得平等的公共福利、社会保障，以及子女受教育的机会。如果说我们的自有住房率已接近90%，那就比很多发达国家都要优越了，这掩盖了我们非常大的问题。

陶然：据 2007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劳务输出县301个村的调查，改革以来累计迁移落户的外出就业农民工，只相当于目前外出就业农民工的1.7％。若照此计 算，全国1.4亿进城农民工中只有200万左右通过买房、结婚等方式获得城镇户口。据2000年与2005年的两次人口调查，城市人口比重从36.6%提 高到44.7%，而与此同时，被算为城市的人口中仍持农业户口者的比重却从40.3%提高到了46.8%。也就是说，城市人口的增量中，71.8%是农业 户口。总体来看，我国城市化率近年的迅速攀升在很大程度上是流动人口被统计为城市人口导致的。

在目前的户籍制度下，流动人口无法享受城市政府为具有本城市户口居民所享有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待遇，而同时他们中绝大多数因相对较低的收入，也使 其无法支付近年来价格迅速增加的商品房。正是由于各城市政府没有为流动人口建立社会保障体制和相应的居住、子女教育安排，从而无法构造一个良性循环机制， 使得迁移人口从农村逐渐地、但又是全面地转移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农村人口的不完全转移使得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即使根本不想、或者至少相当一段时间内不 愿意回乡务农，但由于对未来失业等风险的规避或子女就学等方面的需要而不愿意放弃农村的土地，这样外出务工经商者“离土”的机制无法启动，就必然导致“离 乡不离土”，这一方面，使得农村承包土地无论是保持稳定，还是适当进行调整的“余地”较小，村庄内部土地调整的压力增大；另一方面，农村住宅建设用地需求 也无法减少，出现大量的空心村，宅基地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宅基地建设不得不占用土地，尤其是耕地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