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门口就能拿到同样的工资，干嘛要跑那么远？”他们的忠诚敬业、吃苦耐劳，依然是就业竞争的本钱。他们还想更进一步，依靠自己初步的观念、技术、经营和资本的“原始积累”，自谋职业，自己创业，开自己的店，办自己的厂。

地方政府也是慧眼识才，相关的扶持政策接连出台，劳动力技能培训普惠制度不断完善，一个个“农民工创业园”应运而生。即使再回到土地上，他们也要尝试做一回新型农民，职业化农民。政策和市场的双重激励，科技创新和专业合作展示出来的现代农业光明前景，吸引着他们寻找更适合自己的用武之地。

他们的梦想，为西部城镇勃兴、县域加速发展，蓄积了深厚的能量。这些返乡农民工心底都沉淀着浓浓的城市情结。毕竟，他们已经打开了窗子，领略了别一样风光，他们曾经流连在城市，拼搏过另一种人生。这种情结的释放，也是西部城镇化不可忽略的强大动力和有力支撑。

我以为，中国的城市化有一个误区：竞相走大都市道路。城市化绝不等于都市化。发展大城市固然更有利于节约用地，也具有比较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但是，我们不可掉入单一经济思维的陷阱，还得有社会、民生的考量。小城镇，尤其是西部的小城镇，对于西部工业化的推进、三农问题的破解，都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

而且，第一代农民工旧时的城市梦想，正是从家乡的小镇酝酿、发酵、升腾的。毕竟，家乡的城镇门槛更低，抬起脚跟就可轻轻跨过；血缘、地缘、亲缘，家乡的亲友关系更多，熟人社会的传统网络资源就是他们的社会资本；家乡的田地庄稼更近，创业打工务农持家都不耽误。

西部一些城市在招工与招商同等重要的竞争中，已经鲜明地亮出了“身份留人”的重要砝码，明确提出，农民工转户进城可享受与本地城镇居民一样的待遇，农村权益依然可以保留，继续享受，在户籍改革中为第一代农民工打开了更为明亮、宽敞的机会之门。

岁月终将流逝，青春终将交替。但是，在第一代农民工的眼中，生活不会老去，梦想不会老去。

祝福他们，创造新的生活，成就新的梦想！

“第一代”在返乡

今年春节过后，在河南南召县产业集聚区一家企业打工的刘彬和刘玉全，没有像往年一样背起包袱结伴外出，而是就近选择了留在本县就业。半月谈记者在川渝豫鄂四省市调查发现，在传统的农村劳动力输出地，越来越多的第一代农民工已转变外出打工的念头，更加关注自身发展前景以及子女教育和养老等关乎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

农民工返乡趋势明显

据河南省人社厅统计，2011年，河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总量达到2465万人，其中，省内转移安置农村劳动力1268万人，首次超过省外输出的农村劳动力数量。

另据河南省人社部门的一项调查，2012年春节前，河南省返乡的农民工数量超过500万，比往年增加了20%，春节后不愿意继续到省外就业的劳务工比往年增加了15%，人数约为180万人，七成农民工春节后就业倾向选择了“本地化”。

今年42岁的河南省南召县南河店镇农民孙明刚，经营着资产近百万元的南召县磊光钙粉厂。相对于眼下河南集中返乡的农民工而言，他是个“先行者”。当年，孙明刚撇下爱人、8岁的孩子和年近7旬的老母亲，和村里的打工者来到了广州。

“一个月千把块钱，每月顶多能攒三五百块，顾不住一家人生活。”孙明刚说，在电子元件厂，高中毕业的他因为没有技术，干起来很吃力，收入也与想象的差很多。与很多初次来沿海的打工者一样，为了挣得更多，孙明刚开始频繁更换工作。

“都不挣钱，后来就想着自己干算了。”他说，返乡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是和朋友一起开的一家医疗器械公司。这份新工作对于离家时曾做过小生意的孙明刚而言，又是一次失败的经历。“收入不稳定，多的时候有2000元，少的时候仅能顾住一个人吃喝，并且公司太多，业务不好做。”后来，孙明刚决定辞职返乡。

看着自己厂里越来越多返乡的农民工，孙明刚流露出对自己当初决定的“庆幸”。“现在全厂20多个工人，大部分都有外出打工的经验，以前我们出去打工是家里除了种地实在没事干。而现在回乡的人为的是待遇。”孙明刚介绍说，每名工人每月除了2500元到3000元的工资外，厂里还要提供免费的一日三餐，过年的时候还要为工人发红包和烟酒等礼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