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甚至影响了西班牙青少年上学的积极性。“他们会说，反正也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找到工作，学习有什么意思。”卡拉布雷斯说。

　　西班牙的辍学率在欧盟国家中“遥遥领先”：29%的高中生辍学；进入大学的学生里有30%两年后就放弃学业，只有30%的人在正常的四年时间内完成学业并获得学位，大部分人要六年才能拿下学位。

　　与之矛盾的是，西班牙每年入学的大学生很多，绝对人数甚至高出总人口是其2倍的德国。“有大量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又有大量教育程度很低的人，中间缺了很大一块，没有多少受过职业教育的技术工人。”卡拉布雷斯说，“要么大学毕业，要么什么都不是。”

　　这产生了一个“难以就业”的群体。对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就只能选择在餐馆、咖啡厅打工，在旅游胜地服务游客，或在建筑业中找那些不太要求有专业技能的活。加之雇主不愿在短期工身上投入，这给西班牙的经济升级挖下了陷阱。

　　改革闯关

　　在佛朗哥专制时期，西班牙总体处于一种工资很低但工作保障度很高的状态。1975年佛朗哥去世，西班牙进入民主转型，开始有了集体谈判制，但为了避免在工人中引起过大负面反应，仍很大程度保留了工作保障，企业要让工人“下岗”很难，也不可以用短期合同招工。

　　1975年后的十年间，西班牙的经济增长乏力，只在1.5%左右徘徊。80年代初，石油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巨大冲击，西班牙的失业率更飙升至 20%。于是，西班牙国内对改革用工管制的声音渐强，认为有必要使劳动力市场更灵活，提高企业的雇佣积极性。因此就有了1984年的劳工法改革，允许使用短期合同进行招工。

　　此后一段时间，西班牙经济进入了一个繁荣期，也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直到1993年发生了一轮衰退，“之前创造的那些工作在一两年内都失去了，又回到了20%以上的失业率，跟今天的情况很像。”卡拉布雷斯说。

　　1994年起，西班牙政府几乎每隔三四年就会有一次针对劳动法的改革，总体来说都是为了增加终身合同的使用、限制短期合同的滥用，他们也试图通过降低终身合同的解雇成本和简化法律程序，让雇主们不会对终身合同“畏而远之”。

　　但十五六年来，西班牙的临时性合同比例还是胶着在30%左右，并未明显减小。卡布拉雷斯说，某种程度上，改革难行的原因在于“大工会跟大企业主联盟之间存在某种‘共谋’”。

　　工会一方，其成员以终身合同工为多数，他们不愿看到解聘金水平的降低和解聘条件的放宽；雇主一方，虽然欢迎降低解聘金水平，却反对在集体谈判基础上，给予个别企业一定的灵活度。

　　许多中小企业在经济衰退时处境尤为不利，若能在集体谈判结果的基础上有一定灵活度，在企业层面与雇员协商，适当降低工资或调整工作时间，或许能与雇员一起“熬过”危机。否则可能的结果就是企业支撑不下去而关门倒闭，雇员也因此失业。

　　卡拉布雷斯说：“（大企业）实际上希望看到小企业关门倒闭，这样竞争就小了。”

　　工会对于减少短期合同的使用完全赞同，却对政府“利用危机强行推行他们一直想要的改革”心存疑虑。“政府总是倾向于雇主一方的利益，”西班牙最大工会组织Comisiones Obreras（下称CCOO）发言人列斯卡诺（Fernando Lezcano）对本刊记者说。

　　本刊记者于6月6日采访CCOO的前一天，他们刚刚发起了公共部门的罢工，抗议政府为缩减赤字在今年内降低公务员薪水5%的决定，以及政府将要进行的用工管制改革。西班牙上一次有这样总体性的罢工还是在2002年，当时罢工理由也正是用工管制的改革。

　　“劳动力市场改革的讨论总不是中性的，总是充满了意识形态。” 列斯卡诺说。

　　政府并没有退缩。6月16日，西班牙政府强行通过了一项法令，并在6月22日获议会通过成为法律，结束了两年多来与工会、企业谈判的僵局。主要工会也已经决定在9月29日进行一次总罢工，对此进行抗议。

　　这一改革将限制短期合同的使用，补贴那些对短期合同进行延期的公司，奖励雇佣年轻人、女性和45岁以上人士的企业，将终身合同解聘金标准从每工作一年补偿45天减少到33天，以及鼓励企业采取减少工作时间的方式维持运营，避免解聘员工。这些改革措施将在未来三年内花费西班牙政府7亿欧元，但西班牙政府希望短期的付出能带来长期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