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岁的帕布罗抿了一口啤酒，有点自嘲地拍了拍自己日渐突出的肚腩。从巴塞罗那搬回马德里的父母家之后，他放弃了以前天天骑单车锻炼的习惯。 “现在大部分时间就呆在家里。”他说。他只是有一搭没一搭地找着工作，对近期内能找到工作并不抱什么希望。毕竟，全西班牙现在有460万人跟他一样找不到工作。而这个国家总人口不过为4700万人。

　　从摄影学院毕业后这几年来，他换过好几份工作，在钟表厂造手表，帮公司拍广告照片，都是半年、一年的合同。上份工作期满后，刚好碰到经济衰退，就很难再找到下一份工作了。于是他决定搬回去跟父母住，可以省下房租和很大一笔生活费用。和他同龄的朋友也大多跟父母住，他有一帮朋友索性过着“候鸟”般的生活：工作半年，攒一点钱，然后花几个月的时间到生活成本低得多的亚洲游历，钱花完了再回来重新找工作，攒钱。

　　西班牙的失业率目前已达20%，在欧盟仅次于拉脱维亚。

　　2009年下半年，西班牙自1995年来第一次出现了劳动力人口下降。因为工作年龄的人不再积极找工作，退出了劳动力市场，而且工作非常难找，特别是年轻人。25岁以下的西班牙年轻人里有40%找不到工作。西班牙人称这些年轻人是“Ni-Ni一代”：既没有受教育，也没有工作。

　　“昂贵的”失业

　　“400多万人失业，你会想这个国家怎么没发生革命呢？”西班牙国家研究委员会（CSIC）公共物品与政策研究所（IPP）从事福利研究的莫热诺教授（Luis Moreno）说，“就是因为每个人都能从国家拿到钱。”他认为西班牙在为失业者提供救助方面，“比意大利更慷慨”。

　　在西班牙，一个人失业后，只要过去六年内缴满了一年的失业保险，就可以领取最长两年的失业津贴，头半年津贴相当于原工资水平的70%，之后是 60%。就算达不到申领失业津贴的标准，也能领到失业救济，每月400欧元左右。

　　政府为失业花费巨大。根据经合组织（OECD）最新的数据，西班牙2008年花在失业方面的公共支出就有200亿欧元，占到当年GDP的2%左右，比2007年增加了近三分之一。而2008年的失业人口“仅仅”是260万人，现在已经又多出200万人。

　　西班牙政府和希腊一样面临缩减财政赤字的巨大压力，但政府并没有打算在失业福利上“动刀”。

　　相反，2009年9月，眼看着越来越多人失业，西班牙政府又多拨出了6亿多欧元，给那些失业救济期已满、但还找不到工作的人接着发每月420欧元的救济金。

　　“‘福利国家’在西班牙是一个被高度认可的概念。” 莫热诺说。根据他的调查，有三分之二的民众认为“国家有责任承担所有公民的福利”，人们甚至愿意为此支付更高的税收。

　　但在研究劳动经济学的西班牙卡洛斯三世大学教授卡布拉雷斯（Antonio Cabrales）看来，这种时间长、水平低的失业福利有双重弊病：既让领救济金的人生活水平不高，又削弱了他们找工作的动力。

　　短期合同之罪

　　像帕布罗那样不停换工作、找工作的情况相当普遍。“基本上每个人的头几份工作，而不是‘头一份’，都是短期合同。”卡布拉雷斯说，开始工作十年后才能找到一份长期固定工作的情况并不少见。

　　包括他在内的几十名西班牙经济学家在2009年联名发表一份公开信，认为西班牙失业率迅速上升的罪魁祸首正是这种短期合同使用过多。

　　现在西班牙所有就业者里约三分之一是这种只有几个月到几年的“固定期限合同”。合同到期，雇主就可以结束雇佣关系。即使在合同期里解聘，赔偿金的标准也只是每工作一年给8个工作日工资的补偿，比起终身制合同45天的补偿标准要低得多。

　　2008年全西班牙有1600多万份工作合同，其中有270万份合同短于7天，500万份合同短于30天。特别是在过去几年的房地产热潮中，建筑商们大量通过短期合同招聘工人，那几年的就业率也一路上升；但房地产泡沫破裂后，正是建筑业的工作岗位最先消失，从2008年至今，建筑业的登记失业人数已经增加了近两倍。

　　根据西班牙货币与金融研究中心经济学教授本托里拉（Samuel Bentolila）等人的研究，短期合同里，最终能转成终身合同的只有5%。这一方面造成了雇员缺乏努力工作的动力，另一方面又使雇主不情愿对雇员进行培训，拖累了西班牙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有学者研究发现，短期合同工人的工作事故发生率也比终身合同工人高3倍。

　　这甚至影响了西班牙青少年上学的积极性。“他们会说，反正也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找到工作，学习有什么意思。”卡拉布雷斯说。

　　西班牙的辍学率在欧盟国家中“遥遥领先”：29%的高中生辍学；进入大学的学生里有30%两年后就放弃学业，只有30%的人在正常的四年时间内完成学业并获得学位，大部分人要六年才能拿下学位。

　　与之矛盾的是，西班牙每年入学的大学生很多，绝对人数甚至高出总人口是其2倍的德国。“有大量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又有大量教育程度很低的人，中间缺了很大一块，没有多少受过职业教育的技术工人。”卡拉布雷斯说，“要么大学毕业，要么什么都不是。”

　　这产生了一个“难以就业”的群体。对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就只能选择在餐馆、咖啡厅打工，在旅游胜地服务游客，或在建筑业中找那些不太要求有专业技能的活。加之雇主不愿在短期工身上投入，这给西班牙的经济升级挖下了陷阱。

　　改革闯关

　　在佛朗哥专制时期，西班牙总体处于一种工资很低但工作保障度很高的状态。1975年佛朗哥去世，西班牙进入民主转型，开始有了集体谈判制，但为了避免在工人中引起过大负面反应，仍很大程度保留了工作保障，企业要让工人“下岗”很难，也不可以用短期合同招工。

　　1975年后的十年间，西班牙的经济增长乏力，只在1.5%左右徘徊。80年代初，石油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巨大冲击，西班牙的失业率更飙升至 20%。于是，西班牙国内对改革用工管制的声音渐强，认为有必要使劳动力市场更灵活，提高企业的雇佣积极性。因此就有了1984年的劳工法改革，允许使用短期合同进行招工。

　　此后一段时间，西班牙经济进入了一个繁荣期，也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直到1993年发生了一轮衰退，“之前创造的那些工作在一两年内都失去了，又回到了20%以上的失业率，跟今天的情况很像。”卡拉布雷斯说。

　　1994年起，西班牙政府几乎每隔三四年就会有一次针对劳动法的改革，总体来说都是为了增加终身合同的使用、限制短期合同的滥用，他们也试图通过降低终身合同的解雇成本和简化法律程序，让雇主们不会对终身合同“畏而远之”。

　　但十五六年来，西班牙的临时性合同比例还是胶着在30%左右，并未明显减小。卡布拉雷斯说，某种程度上，改革难行的原因在于“大工会跟大企业主联盟之间存在某种‘共谋’”。

　　工会一方，其成员以终身合同工为多数，他们不愿看到解聘金水平的降低和解聘条件的放宽；雇主一方，虽然欢迎降低解聘金水平，却反对在集体谈判基础上，给予个别企业一定的灵活度。

　　许多中小企业在经济衰退时处境尤为不利，若能在集体谈判结果的基础上有一定灵活度，在企业层面与雇员协商，适当降低工资或调整工作时间，或许能与雇员一起“熬过”危机。否则可能的结果就是企业支撑不下去而关门倒闭，雇员也因此失业。

　　卡拉布雷斯说：“（大企业）实际上希望看到小企业关门倒闭，这样竞争就小了。”

　　工会对于减少短期合同的使用完全赞同，却对政府“利用危机强行推行他们一直想要的改革”心存疑虑。“政府总是倾向于雇主一方的利益，”西班牙最大工会组织Comisiones Obreras（下称CCOO）发言人列斯卡诺（Fernando Lezcano）对本刊记者说。

　　本刊记者于6月6日采访CCOO的前一天，他们刚刚发起了公共部门的罢工，抗议政府为缩减赤字在今年内降低公务员薪水5%的决定，以及政府将要进行的用工管制改革。西班牙上一次有这样总体性的罢工还是在2002年，当时罢工理由也正是用工管制的改革。

　　“劳动力市场改革的讨论总不是中性的，总是充满了意识形态。” 列斯卡诺说。

　　政府并没有退缩。6月16日，西班牙政府强行通过了一项法令，并在6月22日获议会通过成为法律，结束了两年多来与工会、企业谈判的僵局。主要工会也已经决定在9月29日进行一次总罢工，对此进行抗议。

　　这一改革将限制短期合同的使用，补贴那些对短期合同进行延期的公司，奖励雇佣年轻人、女性和45岁以上人士的企业，将终身合同解聘金标准从每工作一年补偿45天减少到33天，以及鼓励企业采取减少工作时间的方式维持运营，避免解聘员工。这些改革措施将在未来三年内花费西班牙政府7亿欧元，但西班牙政府希望短期的付出能带来长期的收益。

　　“西班牙开始走出僵局，这是好事。”卡拉布雷斯说，“但是改革的步伐还不够大。”改革未涉及加强对工人的就业培训，也没有设立起一个劳动力市场中介机构，是最大的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