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都有助于公民身份的变迁。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大规模公民身份变迁的根本动因。市场化要求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自由交换，要求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也必须遵循平等交换的市场原则，因此，劳动力的市场化是公民身份变迁的经济动因。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必然结果是，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越来越多的农民转变成市民。由此可见，当代中国以大量农民工流入城镇为主体的“新移民运动”，不过是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全球化加速了资本、技术和人口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尤其是加速了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技术、产品和人口的流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推动了“新移民运动”，有助于公民身份的变迁。

第四，从中国的经验看，户籍制度、社区制度、教育制度、工会制度、选举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对于切实维护公民合法的政治经济权益，具有实质性的重大意义。没有这些制度的改革，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带来的移民运动，可能会造成公民身份和公民权利新的不平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背景下的移民运动，必然要求政府及时推行民主治理变革，努力消除公民身份的差异，确保全体国民享有平等的公民身份。（北京日报 作者为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改革开放以来“新移民”总数统计表

年份 移民总数

1985—1990年 2118万人

1990—2000年 12900万人

2002年10469万人

2003年11390万人

2004年 11823万人

2006年 13181万人

2008年 14041万人

2009年 1453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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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的三个群体及其特点

根据流动程度的大小，可将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新移民”划分为三个群体：

一是基本融入城市的农民工，即在城市有固定的住所、工作单位，收入相对稳定。这一群体对在就业地落户、获取社会保障、解决子女教育问题、享受公共医疗服务、享有更多公民权利等方面有较高要求，对农村的土地依赖性较小。

二是常年在城市打工，但又具有一定流动性（主要是春节返乡）的农民工，在城里有相对稳定的职业、收入和居住地。这个群体是目前我国农民工的主体。他们渴望稳定、较高水平的收入，同时对稳定的居住场所、公共医疗服务、文化服务、计生服务、就业服务、工伤和医疗保险等也有较强的需求，对远期的养老保险服务需求意愿较弱，他们尽管不以土地为生，但对土地仍有较强的依赖性。

三是间歇性或季节性在城镇务工，仍以农业为主、务工为辅，或务工、务农并重。对这一群体而言，获得应得的劳动报酬是其基本需求，由于他们的素质相对较低，外出具有一定盲目性，因而对就业信息服务、维权服务有较强的需求。（白羽 辑录）

主题·资料

1.改革开放以来“新移民运动”的三个阶段

从1979年开始至今，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79年至1983年。当时，中国已经开始改革开放，但国家基本上还不允许农村劳动力自由进入城镇就业。进城经商或务工的农民不仅数量少，而且由于制度限制，通常处于“打游击”的状态。

第二阶段是1984年到1991年。在这一时期，国家颁布了新政策，允许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由此，大量的农民开始向城镇迁移，出现了改革开放后“新移民运动”的第一个高潮。

第三个阶段是1992年至今。伴随中国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热潮的兴起，并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大大提高，城镇对劳动力的需求急速增大，随之而来的是新一轮移民浪潮。

2.学界关注的“新移民运动”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

近年来，学界对当代中国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新移民运动”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主要关注的问题有：一是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二是农民工就业问题；三是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四是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五是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问题；六是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七是农民工权益维护问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