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都有助于公民身份的变迁。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大规模公民身份变迁的根本动因。市场化要求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自由交换,要求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也必须遵循平等交换的市场原则,因此,劳动力的市场化是公民身份变迁的经济动因。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必然结果是,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越来越多的农民转变成市民。由此可见,当代中国以大量农民工流入城镇为主体的“新移民运动”,不过是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全球化加速了资本、技术和人口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尤其是加速了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技术、产品和人口的流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推动了“新移民运动”,有助于公民身份的变迁。
第四,从中国的经验看,户籍制度、社区制度、教育制度、工会制度、选举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对于切实维护公民合法的政治经济权益,具有实质性的重大意义。没有这些制度的改革,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带来的移民运动,可能会造成公民身份和公民权利新的不平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背景下的移民运动,必然要求政府及时推行民主治理变革,努力消除公民身份的差异,确保全体国民享有平等的公民身份。(北京日报 作者为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改革开放以来“新移民”总数统计表
年份 移民总数
1985—1990年 2118万人
1990—2000年 12900万人
2002年10469万人
2003年11390万人
2004年 11823万人
2006年 13181万人
2008年 14041万人
2009年 1453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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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的三个群体及其特点
根据流动程度的大小,可将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新移民”划分为三个群体:
一是基本融入城市的农民工,即在城市有固定的住所、工作单位,收入相对稳定。这一群体对在就业地落户、获取社会保障、解决子女教育问题、享受公共医疗服务、享有更多公民权利等方面有较高要求,对农村的土地依赖性较小。
二是常年在城市打工,但又具有一定流动性(主要是春节返乡)的农民工,在城里有相对稳定的职业、收入和居住地。这个群体是目前我国农民工的主体。他们渴望稳定、较高水平的收入,同时对稳定的居住场所、公共医疗服务、文化服务、计生服务、就业服务、工伤和医疗保险等也有较强的需求,对远期的养老保险服务需求意愿较弱,他们尽管不以土地为生,但对土地仍有较强的依赖性。
三是间歇性或季节性在城镇务工,仍以农业为主、务工为辅,或务工、务农并重。对这一群体而言,获得应得的劳动报酬是其基本需求,由于他们的素质相对较低,外出具有一定盲目性,因而对就业信息服务、维权服务有较强的需求。(白羽 辑录)
主题·资料
1.改革开放以来“新移民运动”的三个阶段
从1979年开始至今,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79年至1983年。当时,中国已经开始改革开放,但国家基本上还不允许农村劳动力自由进入城镇就业。进城经商或务工的农民不仅数量少,而且由于制度限制,通常处于“打游击”的状态。
第二阶段是1984年到1991年。在这一时期,国家颁布了新政策,允许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由此,大量的农民开始向城镇迁移,出现了改革开放后“新移民运动”的第一个高潮。
第三个阶段是1992年至今。伴随中国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热潮的兴起,并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大大提高,城镇对劳动力的需求急速增大,随之而来的是新一轮移民浪潮。
2.学界关注的“新移民运动”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
近年来,学界对当代中国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新移民运动”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主要关注的问题有:一是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二是农民工就业问题;三是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四是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五是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问题;六是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七是农民工权益维护问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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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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