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社会保障体制。当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流入城镇后，以下两个方面的社会保障问题便开始突显：一是城镇的“新移民”与原居民之间在社会保障方面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二是由于城镇的“新移民”没有任何社会保障，他们的基本生存权利经常受到威胁，甚至合法的劳动报酬也常常被克扣或拖欠。这些城市“新移民”的恶劣生存状况，反过来又成为威胁城镇的稳定和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现状使得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成为政府的紧迫任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家相继颁布并施行了《劳动法》、《失业保险条例》等劳动保障法规，力图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全体职工建立起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伤亡保险等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说，“新移民运动”是促使中国建立和健全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现代社会保险体制的一个重要动力。

其五，选举制度。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不仅是一个经济进步过程，也是一个政治进步过程。在民主选举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两个历史性的突破：一是县级以下的人民代表实行直接选举，二是在广大农村推行村民自治，即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村的自治权威机构——村民委员会。然而，对于那些从乡村流入城镇的“新移民”来说，要真正实现这种来之不易的民主权利却有着不少实际的困难。一方面，他们长期外出，如果在选举日不回原籍地，就得放弃其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另一方面，在他们劳动和生活的城镇，他们又因为没有户籍而无权参加当地的民主选举。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一系列技术性的选举制度便应运而生。（1）委托投票制度，它允许外出的居民可以依法委托他人代为行使投票权；（2）流动票箱，它可以方便那些因工作无法分身的选民投票；（3）社区选举制度，在外来移民集中的社区，赋予移民选举社区管理人员的权利；（4）流动党员管理制度，对移民中的中共党员实行临时的管理，保证这些党员有知情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其六，工会制度。中国的工会体制与西方国家的有本质不同，它不像西方国家那样是纯粹的工人自治组织，而是党和国家创办的群众团体。改革开放前，除了政府和事业机关的工作人员之外，只有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工人才有资格加入工会。改革开放后，大量的私有企业、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开始出现，政府原有的工会体制又没有保护农民工的职责，由此产生了这样一个严重困境：权利最需要受到保护的广大农民工，工会却不能为他们提供保护。于是，农民工维权成为“新移民运动”带来的最急迫的社会政治问题之一。这一现实的困境促使国家大力改革传统的工会体制。199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新的《工会法》，2001年又对新的《工会法》做了重大修订。工会制度改革的重点：一是更加强调“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二是开始将保护非公有企业职工，尤其是大量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当作工会的重要职责；三是大力推动在非公有企业中组建工会组织。不难发现，“新移民运动”直接推动了中国工会制度的改革，作为“新移民”的“外来工”也是这一制度改革的最大受益者。

五、“新移民运动”对政治发展有何深远意义？

“新移民运动”对中国政治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改革开放使中国大量人口迅速地从农村迁往城镇，并对其公民身份产生重大影响。

第一，公民身份是公民权利的基础，但公民身份并不等于公民权利。在通常情况下，公民身份是公民权利的前提，只有拥有公民身份的国民，才能享有国家规定的各种公民权利。事实上，法定的公民身份以及相应的公民权利，在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民的劳动权、休息权、社会保障权、受教育权和选举权的实现程度要低得多。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努力消除不同社会阶层，尤其是乡村居民和城镇居民之间在公民身份和公民权利方面的差别，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

第二，移民是实现公民身份变迁的直接动因。移民可以改变公民的成员身份和自己的社会身份，例如，从农民变为市民，从西部地区的居民变为东部地区的居民，从而享受因成员身份改变而带来的成员权利。通过改变公民身份和成员身份来增加自己的政治和经济权益，是移民的内在动因。从权利更少的社区流向权利更多的社区，是移民的基本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