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是身份的不平等。农民工虽然生活和工作在城市，有些甚至在城市安家，但在多数情况下其“农民”身份并未改变，“市民”身份离他们依然遥远。农民工也远没有融入城市社会，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仍被视为“外来者”。这些情况甚至在新一代农民工身上也没有实质性变化。一份对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身份认同的调查显示，高达78.5％的人仍然自认为是 “农民”，只有9.1％的人认为自己已经不再是“农民”。更为严重的是，农民工不仅收入低、工作辛苦、生存状况差，还经常会受到当地居民的明显歧视。

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新移民”的公民身份在新的工作和生活场所遇到了极大的挑战，其合法公民权难以得到平等的保护。而维护这些“新移民”的公民权益，根本的途径是重塑其公民身份，使其市民化。

四、“新移民运动”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哪些制度变迁？

以农民工流向城镇为标志的“新移民运动”，不仅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且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演进，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移民运动”对现行社会管理制度造成的重大挑战，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系列制度变迁。

其一，户籍制度。户籍制度是政府行政机关以家庭（户）为单位对所在地区的全部居民进行登记和管理的制度。1949年后的户籍制度不仅具有人口统计、人员管理、社区治安的功能，还有劳动就业、粮油供应、计划生育、义务教育、社会福利、政治选举等功能；它既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基本制度，也是划分社会身份的主要依据。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户口簿（证）一直是中国公民最重要的身份证件。从社会身份划分的角度看，户籍制度将居民分成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两大类。两类户口的居民在就业、住房、收入、教育、福利等方面均存在巨大的差别，构成中国社会的两大基本阶层。这种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和命令体制的产物，与要求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的市场经济格格不入。以市场化和工业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造成了大量农民工从农村流向城市，当这些“新移民”迁徙到城市后却发现，他们虽然已经是城市工人，其法定身份却依旧是农民，并且无权与城市居民享受住房、收入、福利和受教育的同等待遇。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这种户籍制度显然已经不适应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要求；从公民权利的角度看，这种户籍制度也不适应现代民主政治的公平正义要求。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政府逐渐改革户籍制度，但总体看来，户籍制度的改革刚刚启动，传统户籍制度的两个实质性要素，即迁徙限制和身份差异并未改变。户籍制度改革的任务还相当艰巨，它也是中国未来社会管理制度改革的重点内容之一。

其二，单位制度。单位制度和属地制度是中国的基本人口管理制度，每一个成年公民都要接受单位和属地的双重管理。每一个成年公民都有一个单位，单位不仅能够影响其成员的职业、收入、住房、升迁以及生老病死等最重要的生活和工作，也负责对其成员进行政治教育、处罚、奖励和迁移。首先打破传统单位制的，也正是这场由劳动力流动所引发的“新移民运动”。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经商，他们离开了原先在农村的单位——“生产队”，因而后者就难以对这些已经外出的成员实施有效管理。这些外出农民来到城镇后，要不根本就没有固定的单位；要不即便有相对固定的单位接收他们，也往往不能给予他们正式的成员身份，从而也就无法对他们进行有效的管理。与这种从“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的情况相适应，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对传统的单位制进行了适时的改革，逐渐从以单位管理为重心转向以属地管理为重心。这一制度转变的标志是1985年中国开始推行居民身份证制度。居民身份证破天荒地取代户口簿和工作证，成为中国公民最重要的身份证件。

其三，社区制度。在中国，除了单位管理外，每一个人都必须接受其户籍所在地的属地管理。对于那些没有单位的无业居民，属地是其唯一的管理单位。在城市，居民的属地管理制度就是街道和居民委员会制度，简称“街居制”。随着政府人口管理的重心由单位制逐渐转向属地制，传统的“街居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方面，原先由单位承担的部分人口管理职能转到街道，例如属地成员的社会保险、就业、卫生、党务等，街道在维护社会秩序中的重要性变得更加突出；另一方面，街道面临着许多新的管理事务，其管理对象不再仅仅是户籍居民，还包括外来人口。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一些街道的外来人口甚至大大超过了户籍人口。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一些城市开始试行街居体制的改革，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街道管理模式。这些改革的总趋势，是将城市的街道变为社区，以社区作为城市管理的基本单位。同时将社区的行政管理、公共服务和居民自治三种基本职能进行分离，设立不同的组织，履行不同的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