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长三角的工厂的管理可能更人性化，“他们的生活区和工作区是分开的，下班时间可以自己安排。珠三角的很多工厂上下班都在一个地方，让人没有放松感。”

　　在张颖珐看来，招工难，行业本身应该反思。“企业面临着转型，我们都看到了这点。以前，佛山的陶瓷企业，占地多、污染大，产生的效益远远低于对这个地方的破坏，所以要转走。我们(家具行业)将来也可能会转移或升级。”

　　随着家具行业推进工业化生产方式，对工人数量的要求必然会下降，这是将来产业升级的一个方向。现在家具业还需要大量的搬运工人，将来如果改用叉车，就只需要叉车司机。在德国，一个50人的工厂，和我们这里一个300人的工厂，产能差不多。只是在国内，还没有人愿意花这个本钱去做。“一辆叉车的价格大约在8万~10万元，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投入太大。”

　　“现在看来，其实现在企业缺的不是人，而是匹配成功率。当然，这还不至于影响产业的发展。

　　黄京说，珠三角的企业要把劳动力吸引过来，首先要完善自我。新一代求职者，以“80后”、“90后”居多，应该尊重他们。从就业群体来看，技校、中专、大专学历的毕业生是求职群体的大多数，对他们来说，工作辛苦不辛苦是次要的，开心不开心是主要的。每个企业都应该提升企业文化，让员工有归属感。其次，适当地提高薪酬福利。依据行政级别，东莞属于三线城市，所以薪酬标准一直比较低，与它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对等。

　　专家视点

　　劳动力供给总量未减

　　21岁至30岁劳动力短缺

　　女性剩余劳动力非常少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白南生并不这么认为，他说：“中国目前耕地的总面积不到20亿亩，人均耕地面积约为1.4亩。而现在农村劳动力约6亿多人。按上世纪90年代初的技术标准，每个农业劳动力可耕种20亩的土地，据此，我国农村仅需1亿人左右的劳动力，劳动力供应充足的事实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改变。”

　　国家发改委中小城镇改革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何宇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2004年开始，国内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但从统计数据看，劳动力供给总量并没减少。这其实是劳动力供给的机制出了问题。

　　从数据上看，2005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在1.15亿人左右，总量上仍然具有“无限供给”的可能。但从年龄结构来看，40岁以下可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有6500万人，占56.8%，其中，21~30岁的只有700多万人，仅占6.3%。这表明，我国劳动力供求形势今后将面临总量过剩和结构性短缺的双重矛盾。

　　从性别分布看，外出务工人员中女性约占1/3，即6800万左右。纺织业、制鞋业、玩具制造、服装加工、电子装配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女工，尤其是18~25岁的年轻女工需求最大，而农村18~25岁这一年龄段内的女性劳动力已经基本转移进城。25~30岁的乡村女性劳动力又受到生育周期和家庭因素的影响，转移能力受到限制。农村实际能转移出去的女性剩余劳动力非常有限，这就加剧了城镇非农产业女工短缺的现象。

　　何宇鹏指出，中国劳动力成本全面上升，使长期以来产业赖以生存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丧失。有人认为珠三角人口红利时代即将终结，其实可以充分利用产业升级与转移的契机。

　　目前，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已经开始，规模正在逐步加大。如果能够制定鼓励政策，促使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劳动力大省流动，既可促进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又可解决中西部地区的就业问题，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从而继续保持中国经济发展的劳动力竞争优势。

　　近来的工资迅速上涨并不意味着劳动力的供求发生了巨变，因为这里有很多其他因素在发挥作用，这几年主要是由于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这个幅度的提高当然也反映了劳动力供求均衡的一种长期变化。

　　但它不是短期巨变，政府提高最低工资的决策，可能包含了政府的其他目标，而不完全是劳动力供求平衡的反映。比如说：政府的人文关怀。比如说：有些地方政府利用这种手段推进当地产业结构的调整，把一部分效益比较差，占地比较多的企业“轰”走，所谓腾笼换鸟。这些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不能把这种工资的上涨归因于劳动力供求在短期内发生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