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耒阳的病患者纷纷返乡，这一本应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公共事件开始渐渐淡出公众的视线。但敏感的观察人士并没有放弃对事件的追问。

　　有评论认为，深圳政府在没有做到尽职尽责之前，应该少谈一点“人道关怀”，因为政府没有尽到尘肺病的防治责任，而这是《尘肺病防治条例》所明文规定的。

　　更有学者认为，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是劳动用工管理与职业病监督与防治的法律主体，在监管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行政责任；更何况，政府部门是土地的出让方和最先受益人，建筑工地出现职业病事件，政府应当负有经济上的连带责任。

　　曾参与处理此事的深圳市维稳办一位人士承认，政府对此负有一定的监管责任，但由于早年农民工流动性大等原因，监管实际上很难严格落实。

　　耒阳的尘肺病患者在作业时，缺乏基本的保护。据工友反映，一个简易的口罩，短的要戴上一整天，长的要戴上一个星期，井下汗流如注，根本起不到任何防护作用。工友们说，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样的后果，也没有人告知他们这种职业的危险，“否则，给多少钱也不会去干。”

　　深圳一位刑法律师认为，耒阳尘肺工人事件中，无论是施工方还是监管当局，都是一种完全不负责任的行为，依此事件之性质与程度，足以构成刑法的一些要件，国家有关权力机关应启动刑事侦查，走出相关规定“由用人单位举证”的荒唐逻辑。

　　知名维权律师杨金柱指出，从刑事责任的追究角度来看，虽然用工方谈不上“谋杀”，但其行为吻合“在理性认知下可能造成他人死亡的情况下做出该等行为，导致他人死亡”之要件，有“间接故意”之意味。记者手记拷问“共犯”

　　电影《血钻》，揭示了非法的“冲突钻石”背后的血腥与罪恶。它阐释了某些美丽的事物背后，掩盖着政府、商人，以及消费者在其中所忽视的责任与伦理。

　　塞拉利昂，葡语意为“狮子山”，是一个典型的拥有钻石和贫穷的西非国家。由于政治结构、商业规则、社会伦理的失范，让这个国家变成了一座制造和输出罪恶的城池。《血钻》的上映，让世人开始追问，那些戴在我们脖子上闪烁璀璨光芒的钻石是干净的吗？它沾有非洲人民的血吗？我们是在帮助他们制造战争与杀戮吗？

　　因为民间组织的不断揭露，2000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对塞拉利昂非法钻石贸易进行全球禁运的决议。此后，“消费者责任”亦被提出：一个不合格的商品对消费者构成伤害，一件不干净、不道德的商品同样对我们造成伤害，那是一种心灵的伤害，与此同时，他还会伤害到许多无辜的人（如血汗工厂里的工人）。
　而事实上，深圳的导子乡工友之尘肺，与血汗工厂并无本质差别。当政府在出让土地获得巨大收益时，它的手上就会沾有尘肺病人的血；当监管者拿着纳税人的钱而玩忽职守时，他的手上就会沾有尘肺病人的血；当50多家世界500强企业，以及大大小小的商家安享深圳地王大厦舒适的办公环境时，是不是会有人清醒的意识到，他们的手上或许也沾有尘肺病人的血？

　　在尘肺工人最艰难的时候，那些坐在由前者用生命筑成的大厦里办公的媒体，选择了集体失声。尽管我们理解其体制之困，但他们的良心是否真正进行过自我拷问？当市民坐在快捷的地铁里的时候，是否想过那一张张变黑、发硬的肺，从而感觉有什么东西要去表达？

　　据了解，在前煤炭部部长高扬文的倡导下，由朱 基、温家宝两届总理批示的“中国煤矿尘肺病治疗基金会”已于6年前正式启动，至今已经拯救或延长了5000多名矿工的生命。

　　我们也看到，北大与清华的“建筑业农民工劳动权益与保障”调查小组在呼吁各界关注，在与深圳政府艰难交涉，尽管力量有限却并非毫无意义。

　　但是，与尘肺工人事件密切相关的建筑业、爆破业以及房地产业，则纷纷表示了漠然。中国工程爆破协会一位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甚至说，据他了解，建筑行业的爆破工人都是已经从事过多年煤炭爆破工作的工人（意即他们都有专业经验，并非生手），令人感到不但不负责任，还有混淆视听之嫌。法律边界力求清晰，当某些利害相关者藉此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的时候，伦理的结构应当趋向于“模糊”，让更多人接受道德与良心的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