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没有想到，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还没有完全过去，在拥有9亿农民和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中国竟继2004年之后，再次出现了大范围的“民工荒”：今年初，四川、重庆、贵州等农民工输出省市的地方官们还在为如何妥善安置上千万“失业”回乡农民工而犯愁；但仅仅几个月之后，曾经在金融危机的寒流中纷纷解聘雇员的东部地区企业，却又手持订单招不到工人了。

　　与五年前一样，因为“民工荒”，农民工群体再次从“社会边缘”回到“主流视野”。“民工荒”既让我们嗅到经济复苏的气息，更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力量在成长：曾经一向被认为“只为打工赚钱”的农民工，正在用自己的双脚表明自己的基本权益和基本需求。

　　缺失权益，民工说“不”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中考”表现不俗，不仅让各界倍感振奋，更令国外资本和商家对中国经济刮目相看。随后经济的逐步复苏，广东、浙江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相继出现用工短缺情况，而与过去劳动力市场普遍缺乏技术工、熟练工情况不同的是，这次市场告急的却是普通工种——一个普通农民都可以承担的角色。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那些曾高唱着“东西南北中，打工到广东”的农民工远离了广东，使那些曾坚持认为“要想富，就走沿海打工路”的农家子弟不再对这些地区充满迷恋？他们去了哪里？他们为什么作出这样的选择？四川省作为劳务输出大省，“川军”名号在外出务工人员和招工企业中也一直声名赫赫，这里农民工的发言颇能代表他们某些共同的心声。

　　莫勇、莫俊两兄弟出生在上世纪90年代，今年只有十八九岁。2008年10月两兄弟去了深圳，在戴尔找到了一份检查打印机质量的工作，尽管每个月有1400元的收入，半年后他们还是辞去工作回到了四川雅安。今年国庆节刚过，两兄弟一起来到了成都，希望可以在成都找到一份能在工厂里面学到一些技术的工作。“深圳离家太远了，在那里尽管待遇要比四川略高一些，但是我们在那里没有办法找到家的感觉。”莫勇说。

　　曾在广东务工8年的四川农民工肖军也带着被解职的怨气向记者诉苦说，我们没日没夜地干活，为老板赚钱，但金融危机一来，老板就让我们滚蛋，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我们怎么能找到“家”的感觉？肖军是去年因金融危机而失业回乡的农民工之一，一说起这样的经历，就感觉特别委屈。

　　曾与妻子双双在广东东莞一家工厂务工的四川省金堂县人罗世彬，自去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被工厂辞退回到老家后就再也没想过回到东莞，尽管他们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在那边打工，什么保障也没有。”他对记者说，“我在广东务工的地方是一个只有十几个人的小厂，在这个厂工作了2年多，一直都是每个月1200元左右，没加过薪、没拿过任何补贴或福利。经济稍不景气，就让我们走人。走的时候，我们真的很伤心。”

　　西部正在为农民工开拓“新天地”

　　经过十年的大开发，今天的西部已经不是十年前的西部了。统计数据显示，10年来，西部地区快速崛起，GDP年均增长率达11.42%，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两个百分点，成为新中国成立60年来发展最快的10年。今年上半年，西部经济更是率先于中东部经济和全国经济反弹上行：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上半年东部地区增长5.9%，中部地区增长6.8%，西部地区增长13.2%。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方面，东部地区增长26.7%，中部地区增长38.1%，西部地区增长42.1%。

　　西部地区的经济活力让中外资本看到经济复苏的希望。今年在成都举行的第十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上，西部地区共吸引了5900多亿元中外投资，中东部地区原有产业正在加速向西部转移。那些原来要千里迢迢找工作的农民工，在西部，在家附近，就能稳定就业了。

　　成都市近郊龙泉山里的张琪敏不久前就在成都一家公司求职成功，如今在公司里做接待、服务工作，每个月的基本工资就有近2000元，此外公司还承诺工作满一年就可以为其购买社保。她对记者说，即使是在广东、上海做同样的工作，收入和待遇也不会高出多少。

　　记者见到1986年出生的杨海波时，他正在成都锦江区劳动力市场等待雇主。在回到成都找工作之前，他近两年一直在深圳一家工厂做技术检查员，每个月1000多元的工资，包吃包住。“深圳的工资水平和成都的差不多，离家又特别远，回家一次很不方便，所以我就从深圳回来了。”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