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挑战城市管理

　　刚刚出版的《广东消费蓝皮书》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方式与其父辈相比，已发生重大变化。老一代农民工80%－90%会把工资寄回家或带回家，65%－70%的新生代农民工却将收入用于自己的吃穿住行。

　　出现这种变化不难理解。老一代农民工虽然长期工作、生活在城市，但他们从不敢想象自己能成为城里人。新生代农民工则确信：自己应当生活在城市，他们已经做好了在城市长期甚至永久生活的打算。

　　应当说，新生代农民工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对于城市化来说是良性的。过去20多年来，乡村人口大规模流入城市。但是，由于法律、政策与文化方面的原因，城乡间的分隔移植到城市内部，形成城市内部不同人群之间的分割。城市户籍人口和所谓“外来人口”，在生活方式、价值理念及对城市的认同上完全不同。

　　第二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发生了巨大变化，其实质是，他们自然地认同城市，生活方式也趋同于城市户籍人口。因为这一点，他们完全配得上一个新名词：新市民。随着这个新市民群体的形成和扩大，城市内部常住人口之间的隔阂将会逐渐淡化，这将使新市民的福利得到改善。同时，随着新市民对城市认同的强化，市民头疼的治安问题也可能得到缓解。

　　但是，新市民心态与生活方式的变化，也给城市管理提出了挑战。最大的挑战来自新市民的自我角色定位：他们相信自己是城里人，应住在城市。由于这种信念，如果发生经济衰退，城市将无法轻松找到失业人口泄洪区。在目前的经济阶段，失业总是发生在产业最低端，波及人口主要是所谓外来人口。但第一代农民工不把城市当家，一旦发生衰退，他们会回到乡村。正是这个原因，过去两三次经济衰退期间，城市似乎没感受到过于明显的失业压力。但新市民在遭遇失业时，很可能会滞留于城市。在城市，失业将是显性的，城市政府将面临更大的经济与社会压力。

　　新市民的城市认同和城市化生活方式也对城市的公共服务和发展路径构成挑战。城市政府再也不能像对待其父母那样对待新市民，他们期望享受到同等的公共服务。他们也将像城市人口那样购买或租赁住房，收入又相对较低，那城市如何满足他们的合理愿望？对于这些问题，城市政府不能不未雨绸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