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下滑趋势较为明显,而国内经济尽管长期高速增长,但结构性难题一直存在。因此,我国经济正处在国际周期性调整和国内结构性转型交织推进的时期。由此,也导致社会的就业创造能力出现回缩迹象,给就业形势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
2008年下半年以来,城镇登记失业率持续
上升,农民工就业机会减少而返乡人数增加,大学生就业率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就业,是关系到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它不仅通过影响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也通过影响人们的生存条件和发展机会而影响到社会稳定。因此也不难理解,为何政府始终将就业问题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所以200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特别强调,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这也是对就业压力的积极回应。
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而言,解决就业问题,无疑要以较高的经济增长为基础,通过增长的就业创造效应来尽可能地降低失业率。所以,2009年中央政府提出GDP增长率保持在8%,其中就包含了对就业创造问题的考量。经济理论表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往往构建在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升级的基础之上。由此出发,如果能够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融资结构和经济增长动力结构,不仅可以化解我国一直以来的结构性难题,也可以为就业岗位的创造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所以,我国经济的“结构偏差度”,其实在另一个层面上,也为就业的解决提供了广阔空间。而且,相对于短期的经济刺激政策,多维度、多层次的经济结构优化,更能形成就业创造的长效机制。
当然,不同产业的就业引致效应是存在差异的。较之农业和工业,服务业往往具有更大的就业创造优势。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服务业发展却相对滞后。因此从化解就业压力的角度看,我国各地区、尤其是东部地区,应加快产业结构从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三次产业协调带动转变。那么从产业纵向关联的角度看,完整的产业链通常包括前期调研、研发设计、要素获取、产品生产、市场销售、售后服务六个环节,而前期调研、研发设计、要素获取、市场销售和售后服务均属于现代服务业,它们对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要求更高,这些领域应成为吸纳大学生就业的主要渠道。经验上看,欧美国家大学生就业主要集中在上述产前、产后的现代服务业中。可见,解决我国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关键,是产业结构转换和升级,推动我国生产型现代服务业的持续发展,形成与先进制造业之间相互促进、不断创造就业岗位的良性格局。
当然,产业结构的升级,并不意味着我国要放弃成为“世界制造中心”。在当前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仍有较大规模的劳动力需要非农化流转。所以在较长的时期内,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仍应是不能放弃的理性优先选择。而在东部地区土地、劳动、自然资源等要素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应该积极促使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样也有助于中西部的农村劳动者降低就业搜寻成本,实现本地就业,增大流转规模。这种产业梯度转移,是企业基于市场信号做出的理性选择。与此同时,中央和地方政府通过公共品有效供给,更可以加速区域结构的优化过程,从而助推纾缓农民工就业压力。在此过程中,农业在产值和就业结构中会表现出明显的“小部门化”趋势。然而,农业的多功能性和产业链延伸仍然可以为农村的就业创造作出贡献。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在某种意义上发挥了城乡劳动力周期性调节的“蓄水池”作用。然而,近期在农民工就业机会下降、返乡人数增多的背景下,必须从农业持续发展、农村就业创造的角度重新思考农村的“蓄水池”功能。而农业就业创造的条件,就是劳动者在农业可以获得与其他产业大致相同的回报。基于此,延长农业产业链,拓展农村就业渠道,就成为当务之急。
此外,从融资结构来看,企业投资规模也直接决定着就业的创造能力。然而,当前在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市场上,企业的资本可得性,受制于所有制和规模这两个层面的优先次序:国有企业相对于民营企业占有优势,大型企业相对于中小企业占有优势,民营中小企业在正规性金融供给中通常处于“边缘化”状态。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创造了大部分的就业岗位。可见,民营中小企业在创造就业能力和资本获取条件之间,存在着“不对称”。由此出发,必须加快建立针对民营中小企业的金融供给系统,除增强正规型金融供给之外,还可以在强化监管的前提下发展契合中小企业需求的“草根金融”。以更有力的金融支持扶助中小企业发展,应该摆上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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