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对劳工组织的宽容，给予他们较多的生存空间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它可以帮助劳工组织提高自主性，从而避免把它推向“政治化”组织一边。政治化的劳工运动在中国如果运转起来，可能会对这些已有的劳工组织形成致命的打击，但是如果劳工NGO的组织资源和活动内容、经费等总是受到干扰，必定给政治化的劳工运动组织提供进入机会，这也是政府十分警惕的。因此，劳工组织的机构化和制度化、自主化可以使自己避免成为政治斗争或意识形态的“附属品”或工具。

　　跨国网络的作用

　　从华南地区10多家劳工组织的经费来源来看，大部分劳工机构都得到了跨国网络的经费支持，包括周立太的司法诉讼也得到了这些机构的大力支持。相比于国内其他性质的NGO组织来说，劳工组织要获得外部支持比较困难。只有个别几家机构采取会员制，依靠会员会费生存，但是据我们的观察，这种没有外部支持的会员制机构开展活动十分艰难，而且抗风险能力很弱。有一家劳工机构的发起人受制于经费短缺不得不由专职改为兼职，打工赚得一些钱又离厂做劳工宣传。依靠会员会费发展的问题在于会费低和会员流动性太强。

　　可以说，没有跨国网络的经费支持，没有跨国网络的工作理念启蒙，国内劳工组织至少现阶段来说是难以维持下去的。跨国网络的来历也较复杂，如凯克所言，既有工具性网络如跨国公司，也有共同的事业或共同的道德观如国际劳工组织、社会责任国际等，也有国外政府如美国国务院。跨国网络提供的物质资助可以保证劳工组织的活动不受其他力量的干扰，最为重要的是跨国网络还带给劳工组织的一些重要的价值观。

　　“我们是小机构，没有什么名气，他们不看名气，只要你的机构是实实在在做事就行。”

　　“老外的钱算得很精，买油的钱不能买酱，跟他们合作做项目也让我们学到很多东西。”

　　“跟老外合作让人放心，他们不会给你挑什么毛病，只要认真做好事就行，我申请他们的项目时，他们只来过一次。”

　　但跨国网络的活动也有受到质疑的一面。华南地区的劳工组织普遍反映，与其他类型的环保、艾滋病等相比，他们想申请项目和经费还是比较困难，渠道也还有限，有些跨国网络甚至明确表示不支持涉及人权或劳权等所谓敏感议题的项目，这与跨国网络的道德价值观似乎不符，当然不同的跨国网络都有自己的使命或理念，但如果跨国网络把劳工保护问题看成一种纯意识形态或政治问题而拒绝对其进行帮助就未免太谨慎。

　　另一方面，对于众多的劳工组织来说，几乎毫无例外地依靠外来援助，这既反映了中国社会公益捐助和公共精神的不足，也向这些劳工组织发出了警钟。长期依赖单一的资金来源，不仅不利于组织的发展，也可能带来其他的负面作用，它可能暂时掩盖资金短缺问题，也可能影响工作的独立性。

　　有些机构为了申请到经费做项目，不得不迎合资助方的要求，中国的劳工组织如果想做事就必须慎之又慎。广州一家劳工机构就向笔者抱怨说：“如果他们（境外基金会）一定要我按照他们的理念来做项目，我真的感到无奈，我有自己的想法，但他们不支持我。”有的跨国网络连经费审核都不作要求，这引起了劳工组织的警惕：“他们不来审核财务，连我们都感到无法理解，其实我们是希望他们来的，我们是很正规的机构，而且我们希望把财务工作做得扎实些，以后我们可以有经验去争取其他项目。”

　　跨国网络的这些行为可能有其他的考量，放松审核可能会有利于劳工机构做项目，但从长远来说是不利于劳工机构的稳健发展的。

　　受跨国网络的影响，华南地区劳工组织在活动内容、项目安排等领域已经表现出高度的同质化，有些劳工组织的服务项目和操作模式及资金来源十分相似，这也会影响国内劳工运动的发展，一些机构开始探索如何真正实现本土化，这是一种可喜的努力。

　　从劳工自发抗争和消极抗争，再发展到劳工自我组织起来，在跨国网络的支持下，华南地区劳工组织已经成为一种“资源启动器”，吸引了一批学者、律师、媒体、志愿者以及各种各样的基金会等力量。有理由相信，这股力量的壮大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