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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爱做的事，干爱干的活儿，是人生最幸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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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刘茂春挺难，这位年逾古稀的老教授、本市重点发展学科水产养殖专业学科带头人、市政府水产顾问团顾问，说起水产养殖和鱼类病害防治等方面的学问，滔滔不绝。说自己的贡献和付出，就仨字：没什么。以至于三次采访也没从他嘴里“挤”出多少事迹，反倒让我长了不少知识。当记者发现跑题往回拉时，刘老笑笑说：“哪有感人事迹，我跟鱼打了一辈子交道，把心思和精力都用在跟鱼有关的事上了。过去在职时干是责任，现在退休了还干是乐趣，没什么可夸耀的。”

　　没错，刘老的确是跟鱼打了一辈子交道，也许跟鱼在一起的时间，不比跟人在一起的时间少。但是，他跟鱼打交道却是为了人，为了不辜负政府的重托，为了百姓有鱼吃、吃好鱼，所以他无怨无悔。时至今日，老人还在为引进、筛选、驯化营养丰富、肉质鲜美的鱼种而努力。在宁河他主持的研究基地，记者看到大大小小的鱼池和鱼缸里，游弋着各种不同的鱼，刘老说这是今后陆续推广养殖的鱼种，有从美国、日本等国家引进的“斑点叉尾鮰”“系铃鲑”“斑点鲑”、“山女鳟”“银雪鱼”。这些鱼不仅口感好，而且营养丰富，对人体健康有好处。刘老的想法和思路是，引进一批、储备一批、推广一批。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说白了，百姓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农民可以有更稳定的收益。

　　那天，看着水里游动的一条条鱼，让人情不自禁地想到：天津百姓好有口福。

　　一举成了“鲤鱼王”

　　津城有句俗语：当当吃海货，不算不会过。外地人调侃天津人属“猫”，吃鱼没够。的确，靠着海守着河，自古以来天津卫老百姓的餐桌上，没断过鱼虾，但这种得天独厚的“口福”，却在“大锅饭”的年代，一点点消失了。以至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天津人为吃鱼，不得不托人从北京往回捎。就在这时，到天津主持工作的李瑞环同志发现守着大海和成片池塘的天津人竟然吃不上鱼，于是提出“苦战三年吃鱼不难”。

　　解决百姓的吃鱼问题，自然离不开水产养殖专家。此时，刘茂春正在天津农学院水产系教书，市农委将包括他在内的一批水产养殖专家召到一起，传达了李瑞环同志的指示，希望专家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造福津城百姓。那时的刘茂春，年富力强，听到这消息，备受鼓舞，倏然感觉有了用武之地。从此，他天天去的只有三个地方，一是教室二是鱼池三是家，全身心投入到鲤鱼高产技术的攻关上，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心里嘛也不想，就想尽快想出办法，实现高产养鱼，让百姓吃鱼不难。”

　　如今鲤鱼的身价，与三十年前相比，已一落千丈。但当年产量很低的鲤鱼，如同“皇帝女儿”，市场极其少见。“为什么鲤鱼产量低？”“鲤鱼属于底栖杂食性鱼类，荤素都吃，尤其喜欢在泥里拱食。而且它还是低等变温动物，体温随水温变化而变化，不用消耗能量来维持恒定体温，所以它吃得少、长得慢、产量低。”掌握了鲤鱼习性的刘老，当年就从改变鲤鱼进食习惯入手，变自然食物为人工饲料。当然，人工饲料需要反复研究、科学配比，既要达到鲤鱼爱吃、多吃、快长的目的，又要避免消化不良和其他问题的发生。如今，刘老对“奋战三年”的经历仍记忆犹新。他说，那时曾一连数日吃住在农民家里，白天守在鱼池边，观察鲤鱼的游动；站在鱼池里的船上，扬撒人工饲料，观察鲤鱼进食。晚上回去整理资料，写观察记录……就这样，他终于研究总结出一整套鲤鱼精养技术，使淡水养殖的亩单产达到500公斤，成为上世纪80年代养鱼农民的致富法宝。直到现在这项技术，仍在全国各地广泛应用。

　　鲤鱼的产量上去了，新的问题又来了。在淡水养殖规模大幅上升时，由于池塘老化，一度鱼病泛滥。农民痛苦地告诉刘老，池里的鱼昨儿还活蹦乱跳，今儿就奄奄一息了。眼瞅着到手的钱打了水漂，可想而知农民的心情。那时，刘老像“120”，四处“救急”，但结果仍不理想。由此可见，鱼病成了津城淡水渔业发展的“瓶颈”。于是，刘老再次带着课题组的人昼夜奋战，集体攻关。不到一年时间，就找到预防与治疗各种鱼病的办法，让养鱼农民放下了一直悬着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