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植物所的博士生郭立月从硕士时起就师从蒋高明，曾做过用牛粪养殖蚯蚓的试验。现在，他在做的是无毒除虫的试验。农场院内和四周的20多盏光谱诱虫灯，就是郭立月的试验之一。

　　每当夜幕降临，挂在树下的诱虫灯发出紫色的光，不时发出“噼啪”的声响。郭立月说，试验刚开始时，一盏诱虫灯一晚上最多曾抓到过十多斤害虫。

　　根据郭立月的试验数据，即使不打农药，单靠诱虫灯，也可以杀灭百分之七八十的危害花生的金甲虫。

　　对于杂草，研究生们也有着不同于村民的看法。“除草不一定要全部铲除，只要保证不影响作物生长即可。”研究生乌云塔娜曾做过一个用家禽除草的试验。

　　她选了2亩玉米地，先在里边放100只鸡，后来改换成50只鹅，利用这些家禽的嘴去铲除杂草。

　　“试验很成功，不到一周，鹅就把杂草吃了个干净，而且它们都是从根部铲草，吃过之后草很难再长。”蒋高明说，家禽不仅吃杂草，还刨食土里的害虫，给地松土，排泄的粪便也是很好的肥料，一举四得。

　　试验三年薄田变吨产田

　　用生态模式种粮食，产量能不能提上去？在2010年以前，蒋高明和他的研究生们心里都没有数。

　　农场创办之初，听说蒋高明种地不用化肥、农药，村民像是听到了一个笑话。“这不是要绝产吗？哪是过日子的种地法？”

　　村民的担心不无道理。用蒋高明的话说，用过这么多年的化肥、农药，土壤已经受到污染，即使停用化肥、用有机肥料，土壤也有一个转化恢复的过程。蒋高明估算，这需要三年。

　　试验前两年，田里的景象跟村民说的一样，草多庄稼稀，“院子里这块地，站在楼上就能数出有多少棵玉米。”

　　到了2010年，蒋高明心里有了底。那一年，农场院内的试验田，扣除水分、杂质，每亩收获了961斤小麦，秋季种植的有机玉米产量达到了1095斤，两项加起来，达到了吨产田的标准。而在承包之初，这里只是一片堆放建筑垃圾的土场，土壤厚度只有二三十厘米，是名副其实的薄产田。

　　给牛场带来经济效益最大的是肉牛养殖。2012年，养牛带来30多万元的纯利润。虽然院外处于转换期的土地产量没有提上去，但农场一年的整体利润已接近20万元。

　　“从科研的角度讲，我们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蒋高明说。

　　“经是好经，想念好太难”

　　“有虫你不管，有草你不除，这哪是过日子的种地法？”尽管蒋高明的农场“从科研角度讲已经取得了成功”，但这样的成绩没有赢得村民的青睐。在44岁的村民蒋庆礼看来，农场的生态试验眼看“要失败”了。

　　六年来，这个农场在村民的惊奇、不解甚至嘲笑中坚守，也承受着理想碰撞现实的种种痛苦。

　　“草多的那块”成村民对农场介绍词

　　到了蒋家庄，要向村民们打听弘毅生态农场的地，村民总不忘揶揄两句：“草多的那块就是。”这几乎成了村民口中对农场的一句介绍词。

　　被村民说得最多的，是研究生在村东种植的一片花生地。与旁边的花生地截然不同，有地膜的一边属于村民，没有地膜的属于农场。村民的地里，几乎看不到一棵杂草，花生叶子绿油油的，而研究生种的地里，密密地长着杂草，花生长得又矮又瘦，叶面也微微发黄。

　　对此，农场科技助理曾彦解释，因为人手紧张，这块地还没来得及除草，如果处理及时，不会出现杂草这么密集的情况。

　　与农场相邻的是村民蒋建民的地，他对农场除草除虫的办法并无兴趣，照常该打药打药、该施肥施肥。

　　蒋建民算了一笔账：以普通方式种一亩地，只要打上10元的除草剂，这一季都不用再管除草的问题。如果靠人工除草，一亩地大约需要一天的时间，一季庄稼要进行三四次除草，而他和老伴侍弄着4亩多地，还要帮儿女照看孩子，实在没有那么多工夫。

　　每亩补贴2000元，村民都不干

　　而在44岁的村民蒋庆礼看来，弘毅生态农场的试验眼看“要失败”了。

　　农场创办之初，蒋庆礼曾给蒋高明“打工”。双方约定，农场租用蒋庆礼的地，每年每亩补贴2000元，条件是蒋庆礼地里所产归农场所有，并保证不使用化肥、农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