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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平邑县蒋家庄:教授回乡办农场 养鹅除草很成功

零零社区网友  2013-08-12  互联网

 

  中科院教授回乡,得带回什么大项目吧?中科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给出的答案是一个农场。

  不用农药,不用化肥,不用地膜,不用除草剂,不用添加剂,不用转基因,施肥全靠牛粪,除草全靠手拔鸡啄。在山东省平邑县卞桥镇蒋家庄,蒋高明创办的这个农场,有学历最高的“农民”,却坚持用最“笨”的办法,誓要生产安全的农产品。

  参观者络绎不绝,不乏外国学者

  6月25日傍晚,一辆黑色SUV开进弘毅生态农场的大门,车上坐着的是自诩“资深吃货”的济南人赵建军。虽然是第一次来,对养生颇有研究的赵建军却早就听说了关于这个农场的传说。

  农场位于临沂市平邑县卞桥镇蒋家庄村,由从村里走出去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在2007年创办。

  农场大院位于村东北的一大片田野中,离村子有一两公里远。院里有试验田、牛棚、猪圈,还有一栋二层的小楼和三间平房,占地20亩。院落外有一片8亩大的林场、4亩地的果园、10亩试验田和70多亩有机粮食种植地。

  农场里除了蒋高明的学生,还雇用了两名管理人员、两名专职饲养员,还有15头猪、40多只鸡、118头牛以及李树、杏树、国槐等树木花草。

  小楼外生长着两棵红叶李,鸽子蛋大小的李子光滑、红润,惹得赵建军忍不住伸手摘了两颗。一旁的农场科技助理曾彦笑着说:“不用洗,这个院子里所有的东西都不用化肥、不打农药,直接吃就行。”

  晚上,热情的主人特地杀了一只鸡。吃着美味的鸡肉,沐着夜晚的凉风,听着远处的虫鸣,生意人赵建军连连感叹:“在这样的地方,种地都是幸福的。”

  农场创办以来,像赵建军这样慕名而来的参观者络绎不绝。他们中有大学教授,有普通市民,有政府调研团,也有外国学者。村民现在看到来农场参观的外国人,已经不再感觉惊奇了。

  蒋家庄这个普通的鲁南小村,也因为农场的出现而声名远扬。

  118头牛是生态循环核心

  弘毅生态农场的吸引力不仅在于农场主蒋高明的身份,也在于它独特的生产方式。

  2000年,蒋高明在内蒙古主持一个有关退化草原生态恢复的试验项目时,产生一个新奇的想法,促使他回老家做试验。

  “就是把草原的牛南下转移到农区,然后在草原上养鸡,我把它叫做畜南下、禽北上。”蒋高明说,这样做可以把农区的秸秆变废为宝,同时减轻草原的生态压力。

  2006年,蒋高明找到时任村支书的蒋胜利,说了承包土地养牛办农场的想法,但蒋胜利不感兴趣。

  “在村民看来,养牛不是高科技,如果养,他们可以养1万头,可还是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蒋高明说,他只能反复游说村委会。2007年2月,蒋高明从各方筹到100万启动资金,以每亩高出市价150元的价格租到了30亩地,垒起院墙开始他的试验。

  如今,农场院子里的七八个养牛棚里,养着58头育肥牛、60头母牛,它们是农场生态循环系统的核心。牛吃的是玉米、花生、小麦等作物秸秆,粪便用来肥田,和秸秆、水混在一起可以制造沼气、沼液和沼肥,沼液还能用来预防病虫害。

  农场的专职养牛工不是别人,就是当年的村支书蒋胜利。每天早上5点,他来到农场,花三四个小时喂牛、打扫牛圈,下午再干两三个小时。其余时间,蒋胜利自由支配,每月可领1500元工资。

  “我这个岁数出去也干不了什么,在这儿挣钱不多,好的是不离家门,不耽误种地。”蒋胜利说。

  养鹅除草“试验很成功”

  农场院内的三间平房里,分门别类放置着各种实验器材、仪器,保存着几乎所有当地昆虫的样本和农场建立以来所有作物的样本、数据。

  蒋高明指导的农学硕士、博士很多都住在农场,少时六七人,多时二十来人,他们像村民一样在田地里忙活,还要记录作物成长过程,进行各种各样在村民看来“奇怪”的试验。

  创办之初,农场采用种植、养殖相结合的办法,把村民不用的农作物秸秆买来饲养肉牛,牛粪还田、生产沼气,在坚持“不用化肥、不用农药、不用除草剂、不用添加剂、不用地膜、不用转基因”的“六不”前提下,试验各种消除病虫害、减少杂草、提高产量的方法。

  中科院植物所的博士生郭立月从硕士时起就师从蒋高明,曾做过用牛粪养殖蚯蚓的试验。现在,他在做的是无毒除虫的试验。农场院内和四周的20多盏光谱诱虫灯,就是郭立月的试验之一。

  每当夜幕降临,挂在树下的诱虫灯发出紫色的光,不时发出“噼啪”的声响。郭立月说,试验刚开始时,一盏诱虫灯一晚上最多曾抓到过十多斤害虫。

  根据郭立月的试验数据,即使不打农药,单靠诱虫灯,也可以杀灭百分之七八十的危害花生的金甲虫。

  对于杂草,研究生们也有着不同于村民的看法。“除草不一定要全部铲除,只要保证不影响作物生长即可。”研究生乌云塔娜曾做过一个用家禽除草的试验。

  她选了2亩玉米地,先在里边放100只鸡,后来改换成50只鹅,利用这些家禽的嘴去铲除杂草。

  “试验很成功,不到一周,鹅就把杂草吃了个干净,而且它们都是从根部铲草,吃过之后草很难再长。”蒋高明说,家禽不仅吃杂草,还刨食土里的害虫,给地松土,排泄的粪便也是很好的肥料,一举四得。

  试验三年薄田变吨产田

  用生态模式种粮食,产量能不能提上去?在2010年以前,蒋高明和他的研究生们心里都没有数。

  农场创办之初,听说蒋高明种地不用化肥、农药,村民像是听到了一个笑话。“这不是要绝产吗?哪是过日子的种地法?”

  村民的担心不无道理。用蒋高明的话说,用过这么多年的化肥、农药,土壤已经受到污染,即使停用化肥、用有机肥料,土壤也有一个转化恢复的过程。蒋高明估算,这需要三年。

  试验前两年,田里的景象跟村民说的一样,草多庄稼稀,“院子里这块地,站在楼上就能数出有多少棵玉米。”

  到了2010年,蒋高明心里有了底。那一年,农场院内的试验田,扣除水分、杂质,每亩收获了961斤小麦,秋季种植的有机玉米产量达到了1095斤,两项加起来,达到了吨产田的标准。而在承包之初,这里只是一片堆放建筑垃圾的土场,土壤厚度只有二三十厘米,是名副其实的薄产田。

  给牛场带来经济效益最大的是肉牛养殖。2012年,养牛带来30多万元的纯利润。虽然院外处于转换期的土地产量没有提上去,但农场一年的整体利润已接近20万元。

  “从科研的角度讲,我们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蒋高明说。

  “经是好经,想念好太难”

  “有虫你不管,有草你不除,这哪是过日子的种地法?”尽管蒋高明的农场“从科研角度讲已经取得了成功”,但这样的成绩没有赢得村民的青睐。在44岁的村民蒋庆礼看来,农场的生态试验眼看“要失败”了。

  六年来,这个农场在村民的惊奇、不解甚至嘲笑中坚守,也承受着理想碰撞现实的种种痛苦。

  “草多的那块”成村民对农场介绍词

  到了蒋家庄,要向村民们打听弘毅生态农场的地,村民总不忘揶揄两句:“草多的那块就是。”这几乎成了村民口中对农场的一句介绍词。

  被村民说得最多的,是研究生在村东种植的一片花生地。与旁边的花生地截然不同,有地膜的一边属于村民,没有地膜的属于农场。村民的地里,几乎看不到一棵杂草,花生叶子绿油油的,而研究生种的地里,密密地长着杂草,花生长得又矮又瘦,叶面也微微发黄。

  对此,农场科技助理曾彦解释,因为人手紧张,这块地还没来得及除草,如果处理及时,不会出现杂草这么密集的情况。

  与农场相邻的是村民蒋建民的地,他对农场除草除虫的办法并无兴趣,照常该打药打药、该施肥施肥。

  蒋建民算了一笔账:以普通方式种一亩地,只要打上10元的除草剂,这一季都不用再管除草的问题。如果靠人工除草,一亩地大约需要一天的时间,一季庄稼要进行三四次除草,而他和老伴侍弄着4亩多地,还要帮儿女照看孩子,实在没有那么多工夫。

  每亩补贴2000元,村民都不干

  而在44岁的村民蒋庆礼看来,弘毅生态农场的试验眼看“要失败”了。

  农场创办之初,蒋庆礼曾给蒋高明“打工”。双方约定,农场租用蒋庆礼的地,每年每亩补贴2000元,条件是蒋庆礼地里所产归农场所有,并保证不使用化肥、农药。

  “种了一年我就不干了,小麦一年只打了300多斤。要是用化肥农药,正常亩产都在1100斤左右。”蒋庆礼认为,按照小麦每斤1.2元的市价算,加上人工成本,有机小麦价格一斤达不到4元,种植就不合算。

  “老百姓又分不清有机不有机,他们不认这个价,在当地不好卖。”蒋庆礼说,虽然农场每亩地给了他2000元钱,他的收入没减多少,但劳动成本增加了很多,“太累,不干了。”

  同样的,去年8月,弘毅生态农场的4亩有机苹果第一年收获。曾彦认为自己种出的苹果“产量不比村民的低,口感要好很多”。但在村民眼中,农场的苹果“个头普遍小,颜色也不好看”,在集市上根本卖不动。

  产品多是上网卖,价格高本地不认可

  蒋高明算过一笔账,农场种植一亩地加上租地费、人工费,比村民多800元的成本,按照农场院外试验田每亩400斤左右的小麦产量,价格达到3元才有利润空间。而这个价格是市场上普通小麦的近3倍,很难被普通消费者认可。

  “现在,小麦、面粉、面条大多是在网上卖,小麦大概5元一斤,面粉7元,面条10元,客户大多是生态农业支持者。”蒋高明的侄子蒋大龙说。

  但网上销售一来附加成本高,二来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比如苹果、蔬菜一类的产品就不适宜网上销售,因为如果距离太远,等到了目的地也就变质腐烂了。

  因为打不开本地市场,2012年,农场果园产的苹果白白烂掉了5000多斤,同年生产的有机玉米也因为没有订单,一多半成了肉牛的饲料。

  作为农场的第二代,蒋大龙对叔叔回村创办生态农场的行为很是钦佩,他自己也曾经想学农学,可最后还是报考了公务员。

  在蒋大龙看来,农场有很好的前景,但单靠一己之力还不够,应该引进企业资金,发动村民加入,形成规模效应。“以前也有企业来合作,觉得挣不了钱,都走了。”

  蒋家庄村支书周京林也觉得蒋高明的生态农业想法“经是好经,想念好太难”。他觉得,一旦停用化肥转用有机肥,一来哪来那么多有机肥是个问题,二来土地转化期间势必大幅度减产,农民的收入无法保证。

  “农民比较看重眼前的利益,走这条路现实就要减少收入,而且3年后产量能不能提上去,产品能卖什么价,都没有保证。”周京林说,这正是村民不愿跟着蒋高明搞生态农业的原因。

  农场主蒋高明:预计今年盈利30万

  6月30日,蒋高明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讲述了弘毅生态农场创办过程中的苦与乐。

  记者:农场现在的收支情况怎么样?能实现盈利吗?

  蒋高明:农场的回报主要来自于养牛,有机粮食也有些回报,但订单不多。猪、鸭、鸡、面粉等生态食品也开始有订单了。总体来说,农场已经开始盈利,去年纯盈利额达到了20万元,今年预计能达到30万元。

  记者:从农场创办到现在,您遇到过哪些困难?

  蒋高明:主要的困难还是市场问题。因为市场没有打开,去年我们产的有机玉米卖不出去,大都喂牛了,有机苹果也烂掉了五千多斤。试验林下养鸡时遭遇了禽流感,全军覆没,当时真想打开鸡笼,放这些鸡出去,谁爱要谁要,不管了,但我们还是坚持过来了。

  记者:从目前的情况看,您觉得农场的生态农业试验成功了吗?

  蒋高明:从科研的角度说,农场是非常成功的。通过实践,我们证明了被农民烧毁的秸秆具有与草原草同等的饲料价值。不用一滴农药,采取物理加生物办法,也很好地控制了虫害。

  记者:目前消费者对有机食品和农场的态度,跟您的预期同步吗?

  蒋高明:现在的消费者对于生态农业还不够了解。中国对有机食品的需求量远远达不到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消费者不愿接受有机食品的高价位。市场上大量假冒的有机食品,因为成本低,反而有市场,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大量存在。

  记者:把生态农业模式推广开来的可能性有多大?

  蒋高明:关键还是要看市场对有机食品的接受程度,如果需求量大了,有机食品的生产成本也可以降下来。只要种植有机食品能够盈利,农民还是愿意发展生态农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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