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李宪章白天给生产队干活，晚上抽空偷偷扎笤帚，接着隔三五天向队里请一天假，悄悄地担着一担笤帚，走十来里路到禹城集上叫卖。他还记得第一次卖笤帚，50把笤帚一天都卖完了，拿着挣下的钱，他兴冲冲地买了10斤小麦回家。母亲看到粮食，气消了一半，不过还是担心地说：“千万别再让人查了。”

　　好的时候，李宪章一次卖近100把笤帚，少的时候也能卖一二十把，一把笤帚卖一毛五，除去成本能挣7分钱。一个月下来，他竟能挣个七八块钱。“那时候一月挣七八块钱，在农村可不得了啊。”李宪章说。

　　济南卖货

　　两天三夜不睡觉

　　时间一长，李宪章不再满足禹城的小市场，而是盯上了济南的大市场。1965年春的一天，他担了一担共100把笤帚，乘火车到了济南。中午开始在大观园附近叫卖，晚上9点就卖光了。李宪章尝到了甜头，第二次去济南担了两担共300把。每担笤帚有70多公斤，他下火车后根本没法一次担走，就先担一担走二三十步，放到地上，再回头去担另一担。

　　笤帚多了，乘火车不方便，他就向生产队借了个独轮车，推上400来把笤帚，晚上10点从家里出发，走60多公里，第二天上午10点左右来到济南。因为他往往只请一天假，所以卖一天笤帚后，他又连夜花7个多小时赶回家里。渴了喝口凉水，饿了就花1毛钱买斤地瓜吃。“有时晚上卖完货，我就连夜赶100公里到乐陵收笤帚苗，第二天下午再赶回家。一趟下来两天三夜不睡觉，我和别人说别人都不信，队长听了还说我在瞎编。”想起40多年前热火朝天的干劲儿，李宪章唏嘘不已，“多亏那时候年轻，身体好，要不可扛不住。”

　　主动降薪

　　换回“无形资产”

　　就在李宪章凭着超人的毅力开始二次创业时，国内政策又开始收紧。

　　从1970年开始，李庄成立了笤帚厂，李宪章不得不停止单干，为笤帚厂跑起了业务，这一干就是14年。

　　当时厂里的工人每天挣3块钱，李宪章却主动要求降薪，每天挣9毛钱。别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他却有自己的如意算盘：“如果我和别人挣一样的钱，那我的活他们也可以做，但我挣9毛钱，就没人敢和我争这份工作。虽然挣的钱少了，但我可以通过在外跑业务，认识更多的人，懂得更多的知识，这种‘无形资产’是很难用钱买到的。”

　　获得“无形资产”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在济南，李宪章费尽心机找到一份驻济各单位的名录，接着一户户上门去联系业务。有一次，他来到济南四建公司。没等他把话说完，公司的财务科长就把他推出门外，“我们向土产公司买，用不着你的笤帚。”被拒绝后，李宪章又去了几次，仍被拒之门外。于是，他偷偷蹲在公司大门边，等公司一下班，他就悄悄地跟踪这位姓刘的财物科长，到人家家里推销业务。禁不住他的软磨硬泡，这位科长终于同意进他的货。靠着不懈的努力，李宪章将济南的单位一个个拿下，最鼎盛时期，济南年笤帚需求量60万把，李庄笤帚厂一家就提供了40万把，占整个济南市场的三分之二。

　　丢弃耕地

　　创下庞大基业

　　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改革大潮的到来，李宪章承包了李庄笤帚厂，并于1984年在济南白马山附近买了片厂房，做起了其他五金土产生意。生产队分责任田时，他能分三亩地，但他却放弃了这个权利。村支书非常不解：“现在不要地，以后想要也没你的了，没了地你将来靠什么活?”李宪章淡然一笑，已过不惑之年的他早打定主意，这辈子只做生意，三亩地，他早已不放在眼里。

　　到了1990年，李宪章已经积蓄颇丰，但此时他的事业又遇到了瓶颈：五金土产生意利润有限，且济南市场已经基本饱和，生意不好做。就在这一年，他去南方旅游，在广东佛山参观了一个规模庞大的陶瓷展厅，各式各样的陶瓷地板产品让他大开眼界。这使李宪章眼前一亮，他意识到自己发现了巨大的商机。于是，他跑出展厅，以每去一地5元钱的价格雇了一辆摩托车，满大街找当地的陶瓷厂，要名片和产品价目表。就这样，他在佛山呆了3天，走访了90家陶瓷工厂，各种材料收集了一大包。

　　回到济南，李宪章马上拿厂房做抵押，向信用社贷款150万元，接着赶往佛山采购瓷砖，运到济南，由四个子女负责销售。随后，他在佛山成立“鲁粤”物流公司，自己坐镇佛山进货，儿女们在济南搞销售。这一干就是14年。到2003年，他的三儿一女都已家产千万，成为济南建材界响当当的人物，有的还涉足房产、餐饮等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