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1日，温州在一层薄薄的雾霭中苏醒，开始了新的一天。同样是在11月1日，1986年的这一天，温州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城的事件，有人放出话来要在这天开办一家民间城市信用社！在当时金融是禁区，个人不能涉足，这个消息一传出立即掀起了轩然大波。

九三学社温州市委原副主委　宋承先：“扰乱金融是刑事重罪，是要判刑的。”

温州日报新闻研究所研究员　沈绍真：“人民银行根据国家的政策，他们说你如果敢开，我们就来查封。”

这个大胆的温州商人是谁？竟然异想天开要闯入金融行业，一时间温州市民议论纷纷。

市民：“温州人胆子大，人家说温州人的头发是空心的，脑子特别会动。”

市民：“他和普通人不同，普通人没有这样的胆量，说明他思想超前。”

要开城市信用社的人就是他--杨嘉兴，当时各方面的压力让他进退两难，如果照常开业，有可能面临牢狱之灾，但要取消开业，他将失去经商最重要的东西--信誉。

杨嘉兴：“这件事情已经办到这样了，已经来说没有退路了，老百姓也知道这件事，如果不开的话再开就没有意义了。”

面对这个艰难的抉择，杨嘉兴究竟会何去何从？他为什么要冒着身家性命的危险开办城市信用社呢？

温州地处我国东南沿海，是一座有着1600多年建城历史的文化名城，人杰地灵，风光秀丽。杨嘉兴就出生在温州市鹿城区，初中毕业后他在一家街道工厂上了班。　　

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在中国大地吹起，敢为人先的温州人纷纷开始创业，打火机、编织袋、纽扣、服装、电器等，只要是能赚钱的小商品温州都有人做，“家家是工厂、户户响叮当”是当时温州民营经济的写照。

杨嘉兴那时已过而立之年，他也选择了自己创业，办了一个小机电厂，生产电焊机、充电器等。1984年10月，杨嘉兴接到山西一家企业的订单，对方要订购价值十几万元的产品，业务来了，杨嘉兴的烦恼也接踵而至。

杨嘉兴：“业务是接了的，就是生产不起来，没有办法投入买原材料这个钱。”

购买原料需要6万元，当时对于杨嘉兴来说是笔大数目，放弃这个订单他又不甘心，思来想去他决定到银行去贷款。

杨嘉兴：“他们说没有给私人企业贷款的业务，只有给国有企业贷款的。”

当时我国的银行体制刚刚经历了一番变革，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民银行是唯一一家银行，既承担中央银行的管理职能，又从事商业银行活动。改革开放后，从1979年到1984年，国家陆续成立了农业、中国、建设、工商四家国有专业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则成为以金融管理为职责的中央银行。当时四大专业银行主要贷款对象是国有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很难从银行得到贷款支持。

中国人民银行原温州市分行副行长　应健雄：“省里给我们的资金一年五百万元的信贷规模用于搞个体，当时有思想框框不敢贷，这个也不能贷，那个也不能贷，要求很严格，最后这五百万元只用掉了五万元钱。”

贷款难不是杨嘉兴一个人的遭遇，当时温州市的个体私营企业很多都遇到了资金难题。没能从银行贷到款，杨嘉兴急得团团转，最后他实在无路可走，就狠下心向别人借了高利贷，月利息达到三分。高利贷解了杨嘉兴的燃眉之急，这次经历也让他冒出了一个大胆的念头，既然个体私营企业有借贷需求，自己能不能办个银行，专门面向他们贷款呢？

杨嘉兴：“我认为这是一个商机，金融是百业之王，社会也很需要，我想我们自己要办一个这样的金融机构，为我们这样的企业服务，那肯定是方便得多。”

杨嘉兴立即跑到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分行咨询，可人家一听就把他拒绝了。

中国人民银行原温州市分行行长　吴鸿鸣：“个人不能办私人钱庄，私人钱庄不能搞，到现在为止这个口都没有开。”

虽然吃了闭门羹，杨嘉兴却并未死心，他一边经商一边密切关注着金融行业的变化。上世纪80年代中期，温州市个体私营企业发展迅速，因为从国有银行贷款很难，资金需求强烈，而温州人自古有从商的习惯，有着充裕的民间资本，因此当地出现了地下钱庄，进行高息放贷，被资金困扰的个体私营企业只能饮鸩止渴。

温州市委原副秘书长　宋文光：“温州民营企业发展很快，占的比重也很大，1986年的统计，全市个体工商户有14万多户，雇工8个人、资金3万元以上的私人企业，据我们调查有8000多家，这么大的民营企业它没有银行贷款，也没有国家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