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玉江

        我出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陕北山区的一个小小村庄里，伴随着共和国整整走过了50多个年头。从我记事起，我家住的就是破烂不堪的黄土窑洞。那是解放初父母出24石米麦从别人手中买来的。原先买的是两孔，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多，两孔窑洞已远远满足不了我家生活的需求，于是父亲又在两孔窑洞的左边挖了一孔。三孔土窑洞，右边一孔作为“仓窑”；中间一孔为正窑，先前由父母和我们居住，后来大哥长大结婚后，由他们夫妇居住；左边那孔便由父母和我们几个小孩子一起居住了。

        这三孔土窑洞说是窑洞，实际上是危房。窑顶和窑帮时不时会有泥皮和土块掉落下来，惊得一家人常常提心吊胆。为不发生意外，父母便唤了村里几名工匠，费了好几天工夫，用刚刚砍下的几根湿柳椽，每根每隔半尺锯成一个马蹄形的牙口，经过火燎烟熏后，将变得更加柔韧的柳椽一一镶嵌在早已挖好的“弓”状的窑顶壕槽里，然后再用大粘泥裹了，意喻“上箍”，以防窑顶塌落；至于两侧窑帮，则将已松动的土块挖掉，用小木板和木柱顶牢，再用大粘泥裹了。父亲说：“一木顶千斤。”这样，破烂的土窑洞就算加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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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办法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窑洞的安全问题，但总算了却了一家人的心愿。可是担惊受怕的情况还是有的。每逢打雷下雨的时候，尤其是遇到夜晚雷阵雨，一家人点着煤油灯，围坐在土炕上不敢入睡，祈盼狂风暴雨尽快过去。而无知的我，则躺在炕的一角，用被子蒙了头，再用一对十指塞了两只耳朵，做起“掩耳盗铃”状来。朦胧中，隐约听见父亲和母亲既像是叹息又像是信心十足地说：“等‘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实现了，我们就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每当看到村里少数几户人家住上了砖窑和石窑，父母几次跃跃欲试，也想勒紧裤带，咬紧牙关，箍几孔砖石窑洞，然终因家庭拖累过大，经济拮据，一直未能如愿以偿。就这样，这三孔破烂的黄土窑洞整整伴随了我家近30年光阴。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也吹进了我们小小的山村。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我家的光景一天比一天好了起来。到了80年代中期，受得一份好“苦水”的我的大哥竟然张罗着在我家对面山上开始大兴土木，修起砖窑来。年迈的父母便积极支持。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一排4孔崭新的砖窑终于建成了。大哥一家首先带头搬进了新居。为了表示庆贺，大哥还专门杀了一只羊，招来亲朋好友，美美地热闹了一番。过了两年，不甘心的父母和三弟、四弟合伙又在大哥箍起的窑洞旁边新修了5孔砖窑。这下我家由原来3孔烂土窑洞一下子变成了9孔崭新的砖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家人再也不因那破烂不堪的土窑洞而困惑了。在住进新砖窑的那天晚上，憨厚老实的父亲和母亲竟然激动得老泪纵横，整整一夜未有合眼。

        在这之前，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我考上了中专院校，离开了父母兄妹，走出了大山。后来又在市里参加了工作。初到单位报到，组织上就给我分了一孔宿办合一的石窑洞，入住后，十分惬意。我结婚后不久，单位便盖起了办公楼，组织上为了照顾我，特意将一个套间房让给我，外面作为办公的地方，里面却为寝室了。我们小两口住在这样舒适的楼房里，高兴了很长一段时间。再后来，我又调往另一个单位工作。值得庆幸的是，适逢新单位修建了一栋家属楼，我被分配在1单元403房间居住。那时我们已经有了孩子，房子虽然不大，建筑面积仅为50多平方米，但也是两室一厅一厨一卫，另附带一个阳台。一家三口人住在这样一套功能较为齐全的楼房里，显得很是宽敞、亮眼，其乐融融。此时，我突然想起了父母说过的那句话，便激动地给远在乡下的二老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当初他们期盼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梦想终于在我手里实现了，让他们有空来城里看看、住住。

        90年代中期，我的工作岗位又发生了变动，由市里调到区上工作。区委、区政府看到我工作日夜辛劳，几经协调，又给我分配了一套三室两厅一厨一卫、建筑面积达120平方米的住宅。住房更加宽敞、漂亮、舒适，水、电、讯、暖样样齐全，与当年住过的烂土窑洞相比，那真是天壤之别。此时此刻，一种说不清的滋味不禁涌上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