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太原１１月２７日电（记者王炤坤、邹伟）历史已经圈出了改革开放的第三十道年轮，因一纸“秘密合同”开启了农村联产承包改革大幕的安徽小岗村，永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标地”。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山西省闻喜县南郭村，当年探索包产到户的变革更早一些，但由于种种原因，南郭村与“联产承包第一村”擦肩而过。

　　如今，距离那场变革已经过去了３０年，记者寻访到了几位当事人：孙炳新、张世贤、郑喜贵、郭翠翠——这几个很平凡的名字，当年却在进行着一场不平凡的探索。

　　南郭三队也签下“秘密合同”

　　１９７８年的春夏之交，闻喜县裴社人民公社上任不久的书记郑喜贵，发现自己辖内的南郭大队第三生产队有些异样。

　　“我当时发现有三个情况不寻常：一是大热天的，有的妇女把孩子放在地头自己下地干活，孩子哭了也顾不上管；二是下雨天的时候，男的女的都扛着肥往地里跑，要趁雨水多的时候追肥；三是我经常看见三队的农民排队打水，然后争先恐后地挑去浇地。”６９岁的郑喜贵仍记忆犹新，他说在那个计工分的年代，生产队社员出工不出力、聊天磨洋工的现象普遍存在，“南郭三队的这些社员却干得格外认真。”

　　郑喜贵说，他凭直觉感觉到南郭三队的这些人可能是在搞“包工分”，但那时候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些农民在进行一项比“包工分”更加“胆大妄为”的变革。

　　今年６６岁的郭翠翠老人，当年就是南郭三队的一员，她为记者揭开了这个“秘密”。

　　“那还是１９７８年初，我们的孙队长才刚刚上任。”她所说的这位姓孙的生产队长，就是被称为“山西包产到户第一人”的孙炳新。

　　“孙炳新为了保证口粮，悄悄压缩了棉花种植面积，把７３亩棉田包给了１９户农民，我家就是其中一家。”郭翠翠说，这一做法受到了农民的欢迎，他们怕孙说话不算数，居然还签订了一份“秘密合同”。

　　在孙炳新家，记者看到了这份合同的原文：

　　“……一、棉花亩产为１２０斤，记功分１０００分，超产部分归自己所有。二、肥、水和其他投资由生产队支付。三、如达不到包产数量者，缺一斤扣１０分。……约法三章：一、必须秘密保守合同，如单方泄露合同内容者，对方不负任何责任。二、如果被暴露，外界社员报告给上级问题，生产队不计金额分给全家口粮。三、一定按字据办事，说话算数，不能违规。”

　　“为了保密，这些本该人手一份的合同，起初全部交给孙炳新保管，后来才交给包产户拿回家。”郭翠翠说。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合同的落款日期是１９７８年３月２３日，这比安徽小岗村那份轰动全国的“秘密合同”还早了近９个月。

　　早开的“承包花”喜遇春风

　　“那时候就是想着怎么才能让全队的人吃饱肚子，年轻人很多事没顾忌。”谈起往事，５２岁的孙炳新语速加快，眼中透着年轻和激越。

　　在１９７８年春耕时他找到了办法。“春耕时我把活儿分开，包到每个人，先干完就先回家，没想到每个人都很积极，出工不出力、磨洋工的基本没有了。”

　　接着，一个大胆的构想在孙炳新的脑中形成：把棉花也分给他认为放心的村民去种，每亩上交１２０斤皮棉，剩下的归个人。

　　那份“秘密合同”便由此而生。

　　到了秋天，棉花的产量让所有人吓了一跳：１９户社员承包地棉田总产８０００多斤，比上年翻了一番还多。“我们把棉花秆说成是秸秆，拿回家当柴烧的，就这样把超产棉拿回了家；有几户包的棉田就在公路边，不敢直接拿回家，就由队里收了再折算成钱，每户发了８０元，把这些人乐翻了天。”

　　没有不透风的墙，三队社员把超产棉拿回家的事，还是让其他人知道了。大队革委会主任来找孙炳新核实，孙咬牙不承认，还和主任大吵了一架。到了１２月份，他私分超产棉的事还是传到了县里。

　　“公社反复让我写检查，好几次都不过关，最后被交给了公安，不让我睡觉，要我交代问题，后来实在没办法，我就让一个农户把他家的合同交了上来……我当时想，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