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副教授胡颖廉说，公众对风险是朴素的感知，而科学家对风险的判断则是来源于理性的分析，二者之间确实有很大差异。

　　差异来源于公众与科学家在同一个问题上的信息不对称。比如，一根雪糕里含有十几种添加剂，科学家会看这些添加剂的用量是不是控制在安全范围内，而公众并不知道这些添加剂都有什么用，用量是多少，会基于以往对添加剂的负面印象作出判断。

　　“还有，目前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社会心态普遍焦虑，焦虑的心态会放大对安全隐患的感知。”胡颖廉说，这也是普通公众为什么会对食品安全如此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钟凯看来，长期以来，专业机构和政府部门并不主动发布信息，很多信息没有得到有效传递。在公众与专家之间形成了一个信息的真空。

　　“专家认为，自己能理解的专业问题，公众也应该一样理解，但实际上差异很大。”钟凯说。

　　其实，对专业人群来说，不少新问题，同样也需要分析才能看到真相。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专家委员会副秘书长李宁就有这样的经历。2011年，台湾发生食品中添加塑化剂事件，李宁所在的机构被要求研究这个问题。当时李宁自己都有疑问，是不是矿泉水瓶和塑料品都添加了塑化剂？但研究了之后发现根本不是，塑化剂往往出现在聚氯乙烯的制品当中，不是所有塑料制品中都有塑化剂。

　　“公众不是科学家，对食品安全的认知，往往来自媒体及人际间交流，感知的风险往往大于实际的风险。”李宁说，如果交流不到位，那么公众就感觉对食品安全没有信心。

　　而钟凯在分析微博对“铝超标”问题的不实报道时，认为媒体显然负有责任。“不少媒体在报道食品安全问题时比较谨慎，但还有一些媒体喜欢博眼球，无意间就放大甚至歪曲了事实。”

　　在李宁看来，有些科学家与公众沟通的方式也不够专业。比如2012年曝出白酒中检出塑化剂的事件后，消费者恐慌。有专家说，每人每天喝一斤酒，都不会对健康有危险。这样的表述，公众完全不相信，而且一天喝一斤酒，酒精都把肝脏损害了。

　　接受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在食品安全问题上，长期以来缺少风险交流，客观上造成了公众感受的强烈负面化。

　　陈君石告诉记者，我国风险交流的现状是政府缺位，时效性和透明性都比较差。而那些权威专家往往不愿意面对媒体。

　　“有的专家接受采访，但最后报道出来与他的观点有差距。”陈君石说，这样造成权威专家越来越不愿意接受采访，而媒体也有苦恼，找不到真正的专家。

　　陈君石表示，现实的情况是，科学传播明显处于劣势，误导不断发生，不利于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

　　既要告诉公众常识也要告知风险

　　在李宁看来，食品安全的风险是食品中各种物质对人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的可能性。“要把风险评估结果很好地与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使公众理性看待食品安全的问题，增强对食品安全的信心。”

　　在多位专家看来，加强风险交流与沟通已经是刻不容缓的工作。这种交流与沟通不仅是告诉公众食品安全的常识，也要告诉公众食品安全的风险。

　　“政府发布信息，仅仅是风险交流的一部分，只要是食品安全利益相关的集团和个人，都应该参加。”陈君石说，风险交流要特别强调知情权和透明度。目前，我国在这个问题上面临很多挑战。

　　这种挑战首先是政府对风险交流重要性的认识和决心不足，然后是资源和能力不足，尤其是缺少制度和机制的支持。

　　在胡颖廉看来，要解决问题，既要下猛药，还要重长效。他说的猛药是在食品安全事件发生时能有切实的应对方案，而长效则是要对公众进行风险教育。

　　“平常科普、宣传的不够，遇到事儿的时候再做交流，公众往往会觉得这是欲盖弥彰。”胡颖廉说，美国公众对食品安全知识的知晓率达到80%，而在我国，这个数字不到30%。

　　在胡颖廉看来，要重视这个问题，政府部门、监管者平时就应该多参与和公众的风险交流，把科普的工作放在平时，甚至可以考虑风险教育进课堂。另外一个层面，也要鼓励科学家与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多交流，学习传播、心理学的技巧，从而能通俗地把科学概念解释给普通公众，防止风险被过分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