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官上任三把火，新政府都想办几件影响力大的事情，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有意愿是一码事，能不能办成，是另一码事。一码归一码，有些事光有意愿不行。比如，为了保证婴幼儿奶粉的质量，有如下选项：一、降低税收，取消进口配额限制，增加市场供应；二、在法律范围内，加强政府监管；三、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四、允许劣质奶粉的受害者发起集体诉讼；五、强化市场准入，打造婴幼儿奶粉制造业的“国家队”。选项“一”假设竞争能促进质量提升，选项“二”、“三”和“四”假设提高不法行为的成本，也能够促进产品质量提升。这些假设都建立在理性和逻辑的基础上。唯独选项“五”，乃出于对政府权力的信仰，不需要诉诸理性和逻辑，因此脱颖而出，成为解决中国婴幼儿奶粉问题的独门秘方――― 有效与否，则另当别论。

　　中央政府最近出台了许多关于婴幼儿奶粉的新政策，其中提到的诸多手段，都可以归入选项“五”的范围。比如提高产业集中度，强化准入审核。这样做的结果不难预测：奶粉业的产能向少数几家大企业、特别是国企集中。中粮控股的蒙牛随后收购了雅士利，也证明了这种判断。但产能集中乃至垄断在国企手中，能不能保证奶粉安全呢？

　　国企特别是垄断国企与产品质量的关联并不牢固。已经破产的三鹿曾是河北省首屈一指的国企。在食品安全的问题上，蒙牛的历史记录固然糟糕，但中粮控股以后也未见好转。现有的垄断国企已经够多了，所作所为同样不能让人放心。以上三个事实，足以让人打消对奶粉新政的过高期待――― 当然，这种期待可能从来没有存在过。普通人期待的是海外代购，对行政管制、垄断国企抱有过高期待的，往往是政府自己。

　　在食品安全乱象丛生的2009年，有人提议在中央政府内成立高级别的委员会，专门应对食品安全危机，次年2月，“高级别”的食品安全委员会成立，定编后的食品安全委员会下设4个司，共有12个司局级干部在其中工作，职责之一即是“督促落实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到2013年，这个委员会仍然存在，但实际职能已并入新组建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此中变动，确认了一个事实：食品安全问题是高度分散的问题，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所谓“高级别”上，即使是在中国，也于事无补。

　　不恰当的政府权力，以及对政府权力的不恰当的信任，常常是问题的根源，而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三聚氰胺事件本身与中国质监部门的放任有很大关系，事发之后，政府行事如果能保持在伦理和法律的框架之内，也即公开道歉、官员引咎辞职并查处监管失职的官员，而由那些常见和通行的选项――― 市场、媒体和司法――― 来处理后续问题，不但三鹿，蒙牛、伊利、雅士利等奶粉企业都会在信誉和市场份额上遭受重创。这些企业曾在快速增长的婴幼儿奶粉市场上获得丰厚利润，也应为自己的不法行为付出代价，受害者不但得到赔偿，也得到法律的公义―――但这些并没有发生，相反，后来的故事走上了另一条轨道。

　　三聚氰胺事件是中国的食品安全状况陷入无望境地的开始。而这件事的经验是很明显的：我们不应该把食品安全寄托在扩大政府的权力上，相反，食品安全要从限制政府权力做起。政府只需做好分内的事――― 特别是管理好自己的扩权冲动，让市场、媒体和司法独立地发挥各自作用，食品安全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