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都是逐利的，企业的愿望可不是和科学家一起‘放卫星’。企业总是需要做出可以用的东西，要收回投资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让我们的产品走上国际市场才是我们的愿望。”
　　在李忠看来，中国科学家的使命就是先向国际市场推出自己的产品，这样，才能敦促市场上的同类产品降价。“如果国外公司有一种农药，在中国市场能卖300到500万元一吨，只要我们有创新产品，形成一定的竞争力，国外的这类化合物价格就会马上跳水，每吨价格不会超过200万元。”
　　按照李忠的说法，目前研制的化合物，可能还不是最好的产品。但即便只是一种备选工具，也会倒逼同类农药降价，给中国农民带来实际的好处。
　　事实上，最近10年，国内也开始逐渐迎来农药研发的“春天”。国家“973”、“863”和科技支撑等重大科研计划专项，都在为农药创制提供大量经费。有专家称，“十二五”期间，国家在农药创制方面的投入应该会接近3亿元人民币。当然，这和发达国家动辄数亿美元的大手笔相比，依然是杯水车薪。
　　李忠的计划是，通过和上海生农生化制品有限公司及美国FMC公司的合作，力争2014年让新研发的产品在全国形成销售网络，2018年实现全球销售。
　　“我们不固于一己之利，而以更长远的视角去寻求国际化合作，即便放弃个人利益，也要力争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农药。”不久前，李忠和课题组另一位成员徐晓勇教授，不得不“赤膊上阵”——面对国外跨国集团公司的法学博士、化学博士、农药学博士、财务专家组成的专业谈判团队，这两个自称“法盲”的农药研究人员，只能凭借自己的常识和直觉去应对。两周谈判下来，他们累得够呛。“谈成这样算比较成功了吧。毕竟，国内既懂法律又了解农药的专业人才实在太少了。”
　　
   【对话李忠】 中国农药的前途，或取决于“农民科普”
　　记者：大多数城市人谈“药”色变，觉得蔬菜上的农药残留就是祸害食品安全的元凶。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李忠：对于农药，有很多人都存在误解。首先，大多数农药都是低毒的。很多时候，当虫害真的很严重，撒一些药品也无法取得效果的时候，那就只能用“敌敌畏”了。很多人一听“敌敌畏”，就说这是有害的。这也是一种误解。包括已经被禁用的“甲胺磷”这类农药，其实本身都没有什么不好，只是在中国，很多好的农药，被使用者用坏了。
　　记者：按照您的理解，“敌敌畏”也是一种不错的农药吗？
　　李忠：一般来说，“敌敌畏”使用14天后，蔬菜上基本就不存在毒性问题。之所以会出现“毒蔬菜”，是因为农民等不及14天就采摘上市。
　　不止“敌敌畏”，很多好的农药被农民用坏了，我们去一些农村看，如果农民看到说明书上写着，每亩地用2克，常常会掂量一下，觉得太少了，自说自话地多加点。如果要求早晨7点到9点用药，也很少有人会遵守说明书。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时候，检测发现会有100倍的浓度超标。
　　记者：看来，要成为真正的农业大国和农药研发大国，必须对农民做好科普宣传工作。
　　李忠：是的，这是一条很漫长的道路，但我们必须去走，有些事情必须要做。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常在新闻中看到农民把农药当成“自杀利器”。比如“百草枯”，因为有好几例农民喝农药自杀的案件发生，液体剂型的“百草枯”产品现在已经禁售了。但学者也做过调查，自杀行为是一种即兴行为，如果把这种药剂改为粉末状，有自杀意向的人很少愿意花时间冲调好这种农药。因此，现在“百草枯”药剂只有做成粉末状才能出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