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李忠受邀到杜邦公司参观，结果发现这家公司的分析测试中心实验室里密密麻麻地摆满了仪器和各种农药的瓶瓶罐罐。李忠当时就发问：为什么要在中心放这些瓶瓶罐罐？杜邦公司分析测试中心的负责人无奈地指给他看——仪器几乎都在全负荷工作，分析从市场上买回的各种农药的成分。这位负责人告诉他，“即使测试中心每天不接别的活，就只检测那些国内农药市场上的产品是否含有杜邦生产的那些专利尚未过期的化合物隐性成分，已经忙得没有一点时间了。”
　　
    研发之险 不是“爬楼梯”，而是“走吊梯”
　　当仿制成为一种习惯，企业更没有能力和“心情”投入研发；如此的恶性循环，又使企业的创新能力越来越差，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悖论。
　　从1993年开始，李忠师从现华东理工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旭红开展农药创制研究，但是在农药创制过程中，他也屡受知识产权无法得到保护之苦。
　　去年，李忠试图对自己研制的一种新的化学成分提出专利申请，但由于经验不足，没有及时申请混合剂型的应用专利，结果他很快就发现，有两家公司申请了20多项这一化学成分的应用——几乎覆盖了这一化学成分所有可能产生的应用。
　　李忠课题组的成员和合作伙伴上海生农生化制品有限公司都大吃一惊，于是去找这两家公司沟通。在谈判的过程中，其中一家企业要求李忠课题组提供一点化合物，让他们验证一下这一化学成分的活性。
　　“至此，我们完全可以确认这些应用几乎都是编造出来的，他们从没有拿到过这一化合物，连活性都没有验证过，怎么可能有应用产生呢？！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们就申请了20多个应用，即便从技术上说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那么多的应用实验。”在业内人士看来，这其实可以叫“侵权”，也可以说是 “敲诈”，但这，就是国内农药创制环境无比混乱的现状。
　　这场判断最后取得了“双赢”：由李忠课题组提供化学成分的一种应用，让企业负责生产。
　　但对从事农药创制的研发人员来说，这绝对不是一个鼓舞人心的结果。按照国际上的惯例，一个农药从研发到上市，大约需要花费2-4亿美元，耗时10-12年。一般来说，农药的专利保护期只有20年，即使开发成功，首先还需要3到5年的市场培育，才能使一个不错的农药销售达到高峰阶段。
　　因此，一种农药的黄金获利期仅仅为5-7年时间，其中还夹杂着非常大的风险。比如，使用几年以后，如果发现农药对生态环境有负面影响或者长期积累毒性，那么这种药品就会立刻撤出市场，前期所有的投入全都打水漂了。
　　“农药研发，不像是在爬楼梯，而是在走吊梯，任何一个环节一旦出现问题了，就会立即掉下去，前功尽弃。”李忠说，这也是农药创制和新药创制类似的地方：都需要巨大的前期投入。漫长的投入，外加巨大的风险，使得国内的企业更加不愿意从事研发，而同质化竞争造成极低的利润率，已经使得一批农药企业徘徊于盈利与亏损之间。
　　对此，上海农药研究所张一宾教授说：“国内农药企业与跨国公司在科技自主创新的意愿和意识上有重大差距。国内农药企业有资金后往往热衷于开发房地产、搞酒店或转行；在科技创新上，也往往还处在零散的游牧阶段，缺乏系统的规划，缺乏高水平创新的胆略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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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许还没有做出最好的产品，但只要我们做出能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农药，我们的农民就会受益。
　　李忠课题组最新研发的一种绿色杀虫剂，属于烟碱类杀虫剂，它有望成为第一个在国际市场上销售的中国创制农药。专家介绍，烟碱类杀虫剂是目前全球杀虫剂市场的重要门类，全球年销售额达25亿美元以上，其中拜耳公司的“吡虫啉”和瑞士先正达公司的“噻虫嗪”都是2011年销售额达10亿美元的重大品种。
　　可没过多久，李忠课题组就遭到不小的争议，因为负责这一农药国际市场开发的，将是一家美国公司。
　　为什么不把化合物卖给国内的企业——争议的内容可想而知。
　　对此，李忠不得不无奈反问：“我们可以卖给哪家国内企业？”他告诉记者，在这个课题研发前期，所有的经费都是由一家企业提供的。一年2000万的科研经费，企业等的就是投产后的收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