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取减少、甚至不给大城市工业用地指标的做法，迫使企业必须建在地、县市和乡镇，让企业逐步下乡。迁出多少企业，国家就降低多少迁出地的税收任务”

　　建立保障性住房制度

　　2009年，政府降低了商用住房贷款的门槛，借以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但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房价再度上涨。房价之高远超工薪阶层的承受能力，普通消费者持币兴叹。

　　宗庆后认为，必须建立保障性住房制度，即在降低门槛的基础上保障供给，从而拉动广大消费者的真实需求。

　　在宗庆后看来，一个好的住房制度，必须同时满足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家庭即全体国民的住房需求。国家《2009－2011年廉租住房保障规划》出台后，保障性住房制度正在逐步保障低收入家庭的基本居住条件。现行商用房地产市场的问题核心在于，现行的招拍挂供地方式抬高了地价，开发商自然地将该成本转移到消费者身上。商品住房制度满足了高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却无法满足中等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

　　宗庆后在《关于〈加快住房保障法立法〉的议案》中敦促加快立法进度，并起草《住房保障法草案建议稿》，共六章二十九条，提请在全国范围内讨论，以全国人民的智慧解决房价难题。他还提出改革供地方式，实行“三三制”的住房制度，即建立“低端有保障，中端买得起，高端有选择”的多层次良性发展的住房供应体系。

　　提高收入以拉动需求

　　在《关于进一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以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发展的几点建议》中，宗庆后指出，2009年，政府采取家电补贴、汽车补贴、放宽房贷等拉动内需的政策。但是，无论是汽车还是家电都是耐用消费品，短时期内会出现饱和，而住房由于房价偏高，普通老百姓买不起房。只有通过合理的财富分配方式，使财富真正地掌握在百姓手里，让他们有钱可花，才能实现扩大消费。

　　在宗庆后看来，第一步应当是从工资政策方面进行调整，直接提高百姓的实际收入。一方面，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保障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另一方面，有针对性地对低收入人群和农民进行直接补贴，通过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来增加农民收入，尽量消除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

　　第二，将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从现在的2000元提高到5000元。在他看来，只有让广大工薪阶层能够拿到5000元收入而不征税，才算是拿到手的自己真正的收入，是实实在在可以去消费的。这样还可以逐步培养一批中产阶级，使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

　　第三，减轻企业的税负，让企业增加员工收入，加大科研投入与技术改造力度，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他建议，国家对企业在最低收入标准之外给员工增加收入部分可以在所得税的5%之内予以抵扣。

　　最后，他建议通过多种手段刺激消费。他认为，在过去的一年中，实体经济复苏还比较慢，主因是国内消费启动仍显乏力，单纯依靠税收等政策来刺激的消费力度还不够。他建议国家给低收入群体发放1万亿元消费券。据东方财富网了解，去年初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形势下，杭州市政府向市民发放消费券的政策正是采纳了宗庆后的建议。

　　用城镇化催生新市场

　　无论是提高居民实际收入水平，还是降低门槛保障供给，如果不能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内需的拉动空间将十分有限。城市化进程理所当然地成为推动市场发展的新催化剂。通过将广大农民向中小城镇转移，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可以获得强劲的发展，从而带动一系列的就业机会，而农民本身可以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增加收入，并对教育、卫生和其他消费产生更多的需求。

　　2009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今年的中央1号文件中将统筹城乡建设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将农村城镇化、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举措。

　　娃哈哈集团自创立之初，即开始关注中西部，拓展二三线市场。1994年以来，在西进涪陵的成功基础上，娃哈哈已经在22个省份的中小城市建立了40余家控股子公司，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宗庆后从企业家的角度指出，提高城镇化比例不能依靠行政手段强行迁移。他建议国家采取减少、甚至不给大城市工业用地指标的做法，迫使企业必须建在地、县市和乡镇，让企业逐步下乡。同时，迁出多少企业，国家就降低多少迁出地的税收任务，这样才能鼓励大城市的地方政府放企业下乡，促进企业自主下乡，将大城市逐步发展成为政治、文化、科研开发、金融和商业中心，将制造业逐步从大城市迁移到中小城市与乡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