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是一个原住民保护自己利益的故事——只有在历史条件变化以后，原住民和新居民之间的关系才可能变得更加通融。欧洲的故事应该对我们解决当代中国问题有所启发。

　　拿户籍制度改革来说，就要避免改革操作的浪漫主义。在我们强调进城农民的利益的时候，城市原住民的利益要不要适当承认和保护？要不要让新的入城农民和原住民过完全相同的日子？例如，要不要重新搞住房国有化，重新平均分配住房，对原住民提高征税水平，补贴入城农民的生活？我看这样做不仅危险，也不公正。要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弱势地位，需要一个历史过程。有的事情可以做快一些，有的事情还不能太急。因为过去的错误，我们国家的城市居民有了许多特殊的利益。能否采用革命的浪漫主义态度，能否以平均主义的办法重建城市社会关系？能否以近乎革命的激进手段把城里人的利益剥夺一部分，还给农民？在很多情况下，我的回答是：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