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1959年，中国向当时刚刚独立的几内亚政府无偿提供粮食援助，拉开了中国农业援非的历史序幕。60年来，中国向非洲国家派遣了大批农业专家，实施了大量农业技术试验示范项目，为非洲国家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和粮食安全水平作出了重要贡献。一代又一代农业援外专家前赴后继、去国别家，奋战在中非农业合作第一线，传授中国先进农业技术，浇灌中非友谊之花，用青春和热血践行“真、实、亲、诚”的外交理念，谱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壮丽新篇。中非农业合作论坛即将于12月召开，本版特开设“中非农业合作·援外专家风采”专栏，讲述他们的动人故事。本期，让我们一起走近老一辈援外专家张锦辉。

　　张锦辉（中）与农业农村部国际交流服务中心的年轻人分享援外故事。资料图

　　从索马里、斯里兰卡到土耳其，上世纪70-80年代，张锦辉把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岁月献给了中国农业援外事业。如今，这位78岁高龄的老人已是满头华发，要靠着助听器才能听清记者的话，但谈起近半个世纪前的援外经历，老人的眼神依然闪着熠熠光彩。

　　张锦辉1966年从厦门大学外语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农业部外联局工作。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并没有太多的外事工作可以做。不久，张锦辉像当时的很多同事一样，被安排到河南省西华县的五七干校学习。

　　1971年冬的一天，张锦辉突然接到部里通知，让他立即回北京，“有出国任务，去给索马里乔哈水稻烟草试验站的农业援外专家组当翻译。”

　　“那时候的心情真是又激动又担忧。”令张锦辉感到激动的是终于可以发挥自己的专长为国家做点实事，担忧的是在整整5年的政治学习和劳动锻炼中，他一直没有机会接触专业书籍，担心自己不能很好的胜任这个重要任务。

　　出国前的准备时间只有3个月。“那时候不要说农业专业英语书籍，就连英汉词典都很难买到。”为了尽可能迅速地提升专业能力，张锦辉拿上一个小本子去向部里从事外事工作的老领导、老同志请教，把他们多年来一点点积累在小本子上的专业词汇抄写下来，每天晚上回到家学习到深夜。那挑灯夜战的3个月纵然辛苦，却是张锦辉大学毕业后最快乐充实的时光。

　　1972年2月，张锦辉踏上了去往索马里的旅程。“从北京出发的航班上差不多有100位乘客，除了2个外国人，其余几乎都是到非洲各国参与援外工作的中国人，但到索马里的只有我一个。”

　　搭中国民航转巴基斯坦航空，再转阿联酋航空，辗转多国，张锦辉终于站到了炎热干旱的东非大地上。“2月的北京还是冬天，穿着厚厚的大衣，在索马里穿着衬衫都嫌热。”

　　从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机场到试验站约90公里，在2个小时的车程中，眼前的情形让张锦辉感到震惊：“沿途都是泥巴糊墙、茅草屋顶的房子，当地人身上也没件像样的衣服，很多都是身披一块粗布。来接我的试验站同事告诉我，很多牧民连草房子都没有，晚上就跟牧主的牛羊一起睡在干旱的草原上。”张锦辉暗下决心，一定要为改善当地百姓的生活做最大努力。

　　当时索马里居民的主要食物只有玉米。“他们的种植技术非常落后，没有农机，甚至没有耕牛，唯一的农具就是锄头。雨季的时候，用锄头在地里挖出一个个小坑，撒下玉米种子，浅浅掩埋后，就等着旱季收割。没有任何田间管理，不施肥、不除草，产量极低，粮食不能自给。”

　　为了帮助索马里百姓丰富食物品种、改善生活条件，中国政府于1969年建立乔哈水稻烟草试验站，并派驻8位农业援外专家，分为水稻组和烟草组，主要任务是开展水稻和烟草种植试验，并帮助当地农民掌握种植技术。“我是这个试验站的第二任翻译，主要负责专家组跟当地政府和百姓的沟通交流。”

　　张锦辉到索马里的第二天就领教了酷热天气的威力。“我穿着短袖衫跟着组长在烟草试验田里工作了大半天，第二天裸露在外的皮肤就因晒伤而开始大面积掉皮。”从此不管多热，张锦辉都知道要戴上帽子、穿上长袖。“可是当地人好像就不怕晒呢。”老人微笑着谈起往事，曾经的艰苦经历在40多年后的回忆里似乎都变成了趣事。

　　蚊虫的叮咬是来自非洲草原的第二个威胁，“这会感染疟疾、登革热和血吸虫。”尽管到达非洲以后都会服用预防药物，下田的水稻组专家也会穿上防护服，但防不胜防，肆虐的蚊虫依然让一些援外专家感染了疾病，“连续的高热好几天都不退”。此外，时常出没的鳄鱼、河马等野兽也让专家们在外出时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尽管面对种种危险，但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大家都觉得能代表中国来援助非洲朋友是特别自豪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