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贞甫的小说《战国红》2019年3月出版，这部作品描写的是两拨驻村干部到辽西柳城村帮扶脱贫的故事，如小说封面所说，它是“一部全景式乡村精准扶贫工作画卷”。

　　“驻村工作一定要实打实、心换心。”这是书中驻村干部陈放的领导所说的一句话。三年驻村经历需要考核，这可以督促驻村干部能做出实效，但另一方面也会导致很多干部只做见效快的表面工作。书中第一拨驻村干部将荒凉的柳城规划成了色彩斑斓的新世界，他为柳城画油画、修广场、带领大家养猪。虽然因为瘟疫使养猪事业失败，但他的规划为村庄建设打下了基础。第二拨驻村干部带领村民创办了糖蒜合作社、大扁杏种植合作社、发展红色旅游、打井、引水等等。57岁的陈放带着在辽西参加过抗联的爷爷的革命遗愿——“辽西不富，死不瞑目”，把文字、档案上的想法变成现实，“在柳城我感受到了一种由虚变实的获得感。”这说明驻村干部需要有奉献精神去干实事，同时“人民是阅卷人”，农民受益，驻村干部考核的数据才有扎实的分量。

　　“人是最重要的。”书名“战国红”本指产自辽宁的一种玛瑙，在小说中被隐喻为驻村干部的初心和丹心，也指柳城新农民珍贵坚韧的品格。小说塑造了两类新农村的“新人”。第一类是驻村干部，对这类人的塑造在乡土文学史上是第一次。“新人”的出现呼应着新时代的召唤，这是文学史上新人形象塑造的规律。驻村干部这类“新人”的出现顺应了扶贫脱贫工作的时势。《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提出要鼓励和选派思想好、作风正、能力强、愿意为群众服务的优秀年轻干部到贫困村工作，帮助建班子、带队伍、抓发展。《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也提出“健全干部驻村帮扶机制”等。小说中，柳城是“被时代遗弃的村庄”，有政治素养、工作能力和资源的驻村干部的到来为这个贫困村带来了发展的活力。小说以全景式的书写将驻村干部工作开展中的困难和收获展现出来。对驻村干部的关注和书写，是对新时期“三农”工作的支持。另一类“新人”是杏儿这样的新型农民。杏儿坚守在柳城，与村庄“血脉相通”。她把对柳城、对爱情的思考写成诗歌，配合驻村干部一起建设家乡。在这期间她承办了书屋和客栈，带动了一批像她一样的年轻人创业，用诗歌将柳城的特色农产品宣传出去，并且当上了村委会主任。如书中主人公李东所说：“柳城的未来是柳城人的，能把杏儿这一茬年轻人培养起来，比上几个项目还重要。”输血一阵子，造血一辈子，扶贫的关键是“扶人”，要发现底层蕴含着诸多可能，更多地发现和培养农村“新人”。

　　“要加强贫困地区乡风文明建设。”这是2015年《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提出的要求。小说贯穿着乡村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之间、现代农村建设和古老乡土观念之间的矛盾。笼罩柳城的是“喇嘛咒”，即“河水断，井哭天，壮丁鬼打墙，女眷行不远”。柳城鹅冠山因清代建行宫时被过度砍伐麻栎树而导致柳城生态被彻底破坏，水质恶化。因此柳城河床干涸、土地荒凉，女性因水质问题出现腿病。这个咒语是守山喇嘛在开采前的预言，柳城之后发生的一切应验了这个咒语，因此村民深信不疑。一旦相信这就是柳城的命运，世代生于斯长于斯的村民便没有想过要破除这个咒语，也因此“不思进取”，任由骨病、懒病、赌病蔓延。恰是外来的驻村干部对鹅冠山的生态恢复和红色旅游开发、水质检验等将其破除。另外，村庄的开发为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治疗了柳城的懒病和赌病，使柳城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变化。可见，乡风文明的建设不只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还有对糟粕文化的剔除，并且要利用好物质和精神相互转化这个辩证法。

　　乡土文学是中国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乡土文学的谱系中，除了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激进现实主义、以苦难叙事为主的底层书写之外，还有以乡村的建设成就和深刻变化来呼应主旋律感召的“积极的现实主义”的书写类型。《战国红》等近几年出现的乡村叙事便是这一类型。这些作品产生于“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的时代背景中，接续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积极的现实主义”的乡村叙事脉络。本书抓住了“三农”工作中精准扶贫这一契机，既用文艺的形式塑造了两类新时代的“新人”，也全景式呈现出精准扶贫中的困难和成就，这是文艺的形式对新时期“三农”工作的积极参与和介入。反过来，新时代需要新作品，“三农”工作也需要文艺作品的记录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