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大单元的村民自治延伸至小范围的村落，构建村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委员会、村落理事会、村民村务管理模式，不但解决了部分地方村民自治流于形式的问题，还将村民自治落实得更加具体有效。”秭归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赵万华认为，通过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彻底改变了过去由乡镇党委政府提要求、各个村分任务的局面，激发出农民内生动力，农村面貌得到了快速改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民主政治建设迈上新台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挥亿万农民的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并善于总结基层的实践创造，不断完善顶层设计。

　　在村规民约、村民议事会等为载体的各地实践中，各类乡村治理主体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充分参与到村庄建设与发展进程中，为“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协商”写下了生动注脚——

　　浙江省各地探索民主管村和村民说事等制度；北京市顺义区以村规民约推进协同治理、泽润乡风；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规范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民主和风吹遍乡村大地，广大农民投身村庄建设和治理的热情空前高涨。

　　70年来，中国农业人口比重减少五成。改革开放以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乡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农村社会总体由相对封闭、农民较少流动的“封闭型社会”，变为空心化趋势明显、利益群体日趋多元化的“开放型社会”，给乡村治理带来全新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这是中国社会治理理念的深刻变革，标志着党对社会主义社会治理规律的认识实现了新飞跃。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社会治理理念的创新正在广袤农村的沃土上，转化为乡村治理实践的优势，转化为农民群众的思想自觉与行动自觉。

　　我国农村地域辽阔，村庄类型多样，乡村治理必须立足农情国情、因情施策，刚柔并济、宽严适度，方能助推乡土社会迸发活力又和谐有序。

　　浙江省桐乡市最早推出的“法治为要、德治为基、自治为本”基层治理机制，为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作出了前期探索。近年来，浙江省积极创新治理方式，统筹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整体组建乡镇综治工作、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便民服务“四个平台”，深入推行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继承发展“枫桥经验”，有力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推进红白喜事规范管理，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殡葬改革破除丧葬陋习，广东省惠州市实施“一村一法律顾问”……各地乡村治理方式创新实践如火如荼。

　　顶层设计也在与基层实践的互动中进一步完善加强：提升乡镇和村为农服务的能力，建立乡村公共服务多元供给机制；支持多方主体参与乡村治理，加强群团组织建设，发挥公益组织作用，着力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展望未来，到2020年，进一步完善乡村治理体系的目标已近在咫尺；到2035年，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更加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亦不遥远。乡村善治在路上，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乡土画卷正徐徐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