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则百姓安，乡村稳则国家稳。乡村善治是国家治理的“压舱石”，也是为乡村振兴营造和谐稳定社会环境的重要保障。

　　回拨历史的时钟，对乡村善治的探索从未止息。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乡村经历了前所未有之巨变，乡村治理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潮中，开启了现代化的新征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乡村治理巨舰，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成效显著。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乡村治理内容体系逐步完善、方式手段不断创新，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显著改善，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利用抛荒地种万寿菊，增加村民小组经济收入，我同意。”“考上大学的，一本奖励2000元，二本奖励1000元。”在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罗溪镇新东村，村民正在“党群圆桌会”上争相发言。

　　近年来，罗溪镇以“党群圆桌会”为载体，探索出一条有效激活乡村治理“神经末梢”的新路子。圆桌会设在村民小组，由党员、小组长、村民代表、各类人才组成，形成了“一个支部+一个党群圆桌会议事制度+社会力量”的“同心圆”治理模式。

　　在湖北省大冶市、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四川省成都市战旗村……众多地方实践雨后春笋般涌现，或依法建立村庄理事会，探索党组织领导下的“微自治”模式；或织密党建网格，要求党员“亮身份、亮职责、亮承诺”，发挥党员先锋作用；或规范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协商议事机制，引进社会组织参与协同治理……这些都成为建强基层组织堡垒、完善乡村治理机制的有益借鉴。

　　基础牢靠，治理有效。70年来，“党管农村工作”是我党始终坚持的优良传统；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乡村治理体系的最大特色；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始终是完善乡村治理机制的核心。乡村治理通过基层组织、基层政权被真正纳入制度化运行轨道，使各项国家政策有了在基层实施的路径。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农民就业多元化现象更加普遍，农村人口流动性进一步增强，部分基层党员长期脱离组织生活，基层党组织存在软弱涣散问题。面对时代“问卷”，党不负人民重托，以夯实基层党组织建设为目标，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和实效性强的指导措施。

　　2015年5月，《关于做好选派机关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工作的通知》印发，大批第一书记被派往党组织软弱涣散村，在建强基层组织、提升治理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6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全面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化村党组织对村级各类组织的领导，将党组织领导的乡村治理工作作为每年市县乡党委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的重要内容，推动层层落实责任。今年8月出台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进一步为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证。

　　党的十九大强调，要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基层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近年来，全国上下掀起了建强基层党组织的热潮——党建引领下，各类村级组织活力迸发；人才队伍建设列上重要议程；村干部“主任书记一肩挑”，待遇提升、工作“减负”，越来越多的村书记和党员干部扛起责任，成为富裕、和谐、美丽乡村建设的“带头人”。

　　1980年初，在一棵百年大樟树下，广西宜州市屏南乡合寨村村民用手中的选票，选出了新中国第一个村民自治组织，并将其命名为“村委会”，同时制定了《村规民约》，摁下红手印，掀开了中国农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自我管理”的光辉一页。

　　健全民主制度，是完善乡村治理机制的基础。几十年来，以村民自治组织为抓手的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着眼实效，逐步做到了“群众的事情由群众自治依法去办”，农民的直接民主权利得到保障。

　　近年来，一些地方在政府主导下，探索出以“重心下移”为特点的农民参与治理公共事务新形式。相隔千里的湖北秭归县和广东清远市，不约而同地将村民自治单元划定为自然村，党组织建设、农村公共服务也一并下移。村民大会在家门口就能开了，参加的人也多了，甚至在田间地头的聊天中就能把事情解决，村民自治焕发出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