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徽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门前，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领取了第一次集体经济收益股权分红（2018年2月9日摄）。新华社记者　张端　摄

　　1950年浙江省杭县临平镇，土改工作队的工作人员（左）带领农民进行分田。新华社发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黑龙江省海伦市海兴村向秋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8000亩辣椒已收获过半。“今年雨水有点大，一垧地差不多能有三四万元的收入吧。”合作社理事长高向秋说。

　　18年前，高向秋还在对着自家地里的庄稼，一边算着从一垧地里“刨”出来的两三千块钱的收入够不够一年的开支，一边感叹生活不易。再对比自己书本纸笔都买不起的童年时代，高向秋更是唏嘘。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从“肚子敲敲，顿顿忧愁”，到“电视电脑，汽车洋楼”，农民的日子越过越“得劲儿”。

　　好生活的底气来自于农民身上鼓起来的腰包。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报告》显示，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617元，扣除物价因素，比1949年实际增长39倍，年均实际增长5.5%。从贫穷到富裕，新中国成立70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体现在每一位农民收入的变化中，记录在每一个农村家庭的账本里。

　　1949年，一个农民家庭能挣多少钱？

　　早已搬来陕西省西安市工作生活的侯争胜翻开父亲侯永禄已经刊印出版的账本，里面详细记载着合阳县路井镇一村五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每笔收支。

　　“夏季收入小麦六石，豌豆一石，扁豆一石；秋季收入荞麦五斗，糜子四升，棉花九斤。”

　　粮食产量不多，但却是这个家庭10年来的最高收入。账本的头几页，鲜少能见到以现金记录的收支，大多都是这样的实物。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生产经营活动单一、收入来源单一，收入以农业收入、粮食收入为主体，实物收入占很大比重。

　　43.8元，这是当时我国农村居民一年可支配收入的平均线。

　　土地改革是改变的开始。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被废除。

　　同年12月25日，写着侯永禄名字的木牌立在了地头。“耕者有其田”的梦想照进了现实。“1954年，家里小麦收了13石多。逢年过节，买酒割肉，买烟茶果菜等也成了常事，农民也活得像个人样了。”在日记里，侯永禄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彼时，农民还是守着土地、务农为生。然而，种地能挣多少？

　　随着合作化运动的到来，农民加入了农业合作社。土地变成了公有，社员按劳动工来分红。统计数据显示，1956年，农村居民人均从集体得到的收入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62.4%；农村居民人均家庭经营净收入占比为23.3%。

　　“城里人靠工资，村里人靠工分”。1965年，侯永禄一家3个劳力挣下了8138.6工分，即800多个劳动日，每个劳动日价值1元。这800多元是这个9口之家一年的主要生活来源。

　　像侯永禄家这样“人多劳少”的家庭不在少数，这些家庭里仅有的劳力还可能因为照顾一家老小赶不上生产队的上工时间，记不上工分，辛辛苦苦干上一年，还是个“透支户”。

　　1977年，侯永禄家人均从生产队分到了63斤粮食，扣除口粮钱后，生产队又给侯永禄一家分了12元现金，“靠它来维持一家的生计是远远不够的”。一天三顿吃红薯吃到肚子痛，成为侯争胜13岁时最深刻的记忆。

　　“那时候哪有收入，就是种庄稼，不够吃。”谈起童年的记忆，今年50岁的河南省上蔡县朱里镇拐子杨村党支部书记张全收有着同样的感慨。

　　有人问：“总归是大家都吃不饱饭，是不是该变一变了？”

　　机会来得很快。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

　　1982年7月19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半年多后，侯永禄家分到了4亩7分2厘责任田。从此，侯永禄老两口的收入来源分作了三个部分，依靠责任田卖粮棉和其他农作物的收入，儿女们给的生活费，以及家庭其他项目的收入。

　　已经50多岁的侯永禄又来了干劲。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一年，侯永禄家添置了缝纫机和自行车，2100.33元的现金收入和1972.01元的现金支出都创下了这个家庭有史以来最高纪录。“‘大包干’就是好！”侯永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