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春风吹到了老刘家的第三代——刘永红和刘云霞兄妹俩所在的小村庄。这一年，刘永红6岁，刘云霞3岁，他们也拥有了比老一辈获得更高知识文化水平的可能。

　　改革开放之前，农村老百姓送子女上学的积极性不高，很多家庭负担不起学费。当时贫困地区基层财政捉襟见肘，农村地区教育经费严重短缺，最终还是要农民自己负担。农村的贫困人群中许多人家里穷是因为“有孩子要读书”，教育花费是他们的头号家庭开支。

　　在刘忠志家里，有时也不得不靠卖豆子、玉米等粮食来凑孩子的学费。“再穷不能穷教育”，曾经迫于生活没法继续求学之路，始终是他内心的遗憾，他不想孩子和他有相同的遗憾，决定排除万难也要让孩子们读书。

　　1986年是一个值得记住的特殊年份。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开创了中国教育普及的新纪元，结束了长期以来我国义务教育无法可依的历史。

　　正是因为这部《义务教育法》，改变了不少农村贫困家庭孩子的命运。

　　刘忠志常常教育儿女：“你们可赶上了好年代，现在政策多好！要努力学习，将来考大学。”

　　刘忠志家离村里小学不近，刘永红和刘云霞每天中午只能在学校吃自带的干粮，下午放学才可以回家。遇到雨雪天气，山高路滑，常常是跌了一跤又一跤。刘忠志讲起当年孩子求学之路时，发出几多感慨和无奈。

　　“黑房子、土台子、泥孩子，站着上课，趴在墙上写字……”，这是上世纪末中国农村学校的写照。“有学校、没操场，石桌子、砖板凳”，曾是好多农村孩子不能忘却的记忆。

　　“学校教室是土墙、泥地，窗户是透风的，夏天风吹雨淋，雨大一点还会漏水，冬天严寒交加，手上长满冻疮。”回忆起自己的求学生涯，博士毕业于中科院的刘云霞印象深刻，“可等到上初中的时候，我们就建了崭新的校舍，各种硬件设施都得到很大改善。义务教育的普及，改变了我的命运。”从小学习优秀的她一直读到博士毕业，留在了北京工作。

　　刘永红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后来在外打工。时间一晃就到了2006年，这一年，老刘家的第四代、刘永红的大闺女刘艳琴已经8岁，上小学二年级。

　　刘永红回忆时很感慨：“孩子不仅上学不要钱了，早餐还有免费牛奶和鸡蛋吃。”

　　对于这个主要靠在外打工为生的家庭来说，政府实施的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免费政策是“救星”，因为“再也不用为孩子的学费发愁了”。从2006年春季开学起，我国从农村义务教育最薄弱的西部地区开始，逐步加大财政扶持力度，2007年扩大到中、东部农村地区。

　　广大农村学子在义务教育阶段学习的路更加平坦了。

　　这一教育普惠政策一经公布就广受欢迎。当年，每个农村小学生每年至少减负140元，初中生减负180元；春季学期中央财政承担的免除学杂费、补助学校公用经费的资金为92亿元，为贫困生免费提供教科书的资金为14亿元。

　　20年风雨兼程，从颁布《义务教育法》到实现农村义务教育全免费，所有农村孩子有书读、有学上的梦想终于照进现实。

　　刘家后代的教育程度也实现了从小学到初中再到大学，甚至有了家族乃至诞生全村第一个博士的可喜变化。

　　如果说祖辈父辈的求学之路是曲折的、艰辛的，那么刘家第四代刘艳琴和刘杰的求学之路则是顺畅的、幸福的。

　　在全面普及义务教育后，我国将均衡发展作为义务教育的根本性任务，努力缩小城乡教育差距，让孩子们在基础教育阶段站在一个基本平等的起跑线上。

　　小的时候，每逢寒暑假，刘艳琴姐弟俩都会跟随母亲到城里，和打工的父亲刘永红团聚。聪慧的刘艳琴发现，尽管她在家乡上学的成绩数一数二，但城里孩子说的历史、音乐等方面的知识自己却闻所未闻。对外面的世界了解太少，知识面狭窄，视野不够开阔，成为刘艳琴成长过程中的遗憾。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稳定增加教育投入，着力提升农村学校和薄弱学校办学水平，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努力实现所有适龄儿童少年“上好学”。

　　2012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例首次超过4%，突破2万亿元，并且连续7年保持在4%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