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新学年，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富文乡中心小学的学生在改建后的学校迎来开学典礼。该校拥有阁楼城堡造型、五彩斑斓的校舍，被网友誉为“最美乡村小学”。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1999年，在北京一所临时搭建的学校里，来自河南农村的小女孩正透过窗户向教室内张望。视觉中国

　　“我也要和姑姑一样考上博士。”家庭聚会上，曾孙刘杰的一句话让已入耄耋之年的刘碧良老人满心感慨。

　　这位当年无学可上、差点成了“睁眼瞎”的贵州省道真县基层退休老干部，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孙子辈出了博士，曾孙辈更是享受到了和城里人一样的现代化教育。

　　70年前，中国农村文盲率高达95%，今天，中国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

　　70年前，中国农村孩子普遍上不起学，现在，大部分农村学子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70年前，中国农村教育经费投入不足，而今，财政教育经费向农村地区倾斜，确保持续只增不减。

　　中国农村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历了无数次的洗礼与成长，进入到了把农村教育办成“在农村”“富农民”“为农民”的新阶段。

　　平凡的刘碧良一家是农村教育改革的亲历者、参与者、见证者，四代人的不同求学路，折射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教育的时代变迁。

　　生于1932年的刘碧良，小时候家里穷得连饭都吃不饱。他很想读书，他的父母节衣缩食把他送进了村里的私塾学堂，但总共只学了几个月。

　　“当时教我们的先生是一位没考取秀才的读书人。”据刘碧良回忆，那时的学费主要是用米计算，每年在春节、端午、中秋3个节日交纳。由于孩子太多，家里实在难以承担。

　　喜欢读书的刘碧良不得不中断了上学之路。尽管很努力，但几个月下来他只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和一些简单的数学计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个“睁眼瞎”。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5.5亿人中80%是文盲，农村的文盲率更高达95%以上。刘碧良所在的杉木公社，谁要有个小学毕业文凭就已经算是“文化人”了。

　　面对文化水平落后的现实，国家下大气力改造了全国30余万所大中小学。1950年9月20日，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

　　那年，一直在家务农的刘碧良早已结婚，并有了3岁的大儿子刘忠志。有了孩子的刘碧良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辈子他还能有机会再上学。

　　一场轰轰烈烈的扫除文盲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黑格隆冬天上，出呀出星星。黑板上写字，放呀么放光明。什么字，放光明？学习，学习二字我认得清……”上世纪50年代，这首风靡大江南北的《夫妻识字歌》，唱的就是当年老百姓披星戴月去夜校参加识字扫盲的情景。

　　免费的课堂开到了刘碧良的家门口，村里人沸腾了。杉木公社的扫盲识字班设在一个仓库里，每天吃过晚饭，刘碧良急急忙忙往扫盲班赶，生怕迟到了抢不到位子。

　　尽管学文化劲头十足，但刘碧良感到学后的东西容易忘记。为了防止“不用就忘”，他和学员们利用劳动间隙，在田间地头开起了学习班。当时，农村采取的形式是“农闲多学、农忙少学、大忙放学、忙后复学”，目的是达到“学习方法大家找，怎么方便怎么好。安排活茬挤时间，能学多少学多少”。

　　就这样，从学写身边人的名字开始，再到结合生产实际，刘碧良慢慢学会了写土地、农活和各种农具的名字，通过努力，后来能阅读报纸了，“识字班让我这个‘睁眼瞎’有了大提升。”

　　1954年，能识文断字的刘碧良通过考试的方式，进入了当地粮站工作直至退休。1947年出生的大儿子刘忠志孩童时期也参加过识字班培训，可随着其他5个兄弟姐妹的出生，家里负担日益加重。体谅到母亲持家不易，刘忠志读完小学后，主动放弃了继续上学的机会回家务农，后来通过民主选举当上了杉木公社坪庄生产大队会计。

　　从1949年到1964年的十几年中，先后有近一亿中国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其中，308万名农民从文盲中解脱出来，许多从“扫盲班”毕业的学员升入了业余学校。如此大规模并卓有成效的扫盲运动，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