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多、山多、地少，却走出了高效生态的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连续16年，聚焦环境提升，万千美丽乡村脱颖而出，城乡之间日益交融；农民收入连续34年冠居全国各省区，率先消除绝对贫困；以占全国近1%的土地和4%的人口，创造了我国7.5%的生产总值，数百个产业集群从无到有……这些都是浙江！

　　这些年，许多人赴浙取经，将原因归功于“有钱好办事”。然而，当真正走近浙江、剖析浙江，你会发现，这些现象的背后，真正的基因密码其实是政府一直牢牢守住独特定位：以人民的名义，为大众创业创富提供服务、创造环境。

　　在著名“三农”专家顾益康看来，浙江的经济动脉，就是大众市场经济，浙江的改革开放，就是顺应民心、顺应市场的改革大戏。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浙江每一步发展的背后，都是不断解放和引领农民——让他们成为时代的下棋者，成为创造美好生活的奋斗者。

　　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为缺地缺粮，浙江百姓常食不果腹。因此，1978年后，浙江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早就是在最穷的西南山区。后续一系列的改革，让农民从土地上得以解放，也让浙江农业迎来了“黄金期”。

　　1985年，浙江正式取消统派购制度，农产品市场化由此迈出历史性一步，农民积极性得到空前提高。然而，当供给短缺逐渐破解，“农业增产不增收”的问题却日益突出。对此，新世纪到来前，浙江提出“效益农业”，引导农民“什么来钱种什么”，大力发展高附加值产业。

　　可没过几年，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市场竞争力不强、质量安全水平不高、农业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等。2003年，浙江重新做出调整，确立“高效生态农业”的新战略，在追求效益的同时，更强调绿色发展，再次体现了超前的市场理念和创新意识。

　　记者发现，围绕服务，浙江各级政府主抓“人、钱、地”三个核心环节：对地，建立土地流转服务体系，由村集体统一流转和发包，解决双方的后顾之忧；对人，大力培育合作社、家庭农场、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建立专业化的分工体系；对钱，整合各类生产要素，补齐项目落地的基础配套、公共服务等断点。

　　2010年，为了进一步整合资源，浙江又创新性地推出以粮食生产功能区和现代农业园区为核心的“两区”建设，为工商资本投资农业搭建了绝佳平台，也让不同生产要素、生产环节、生产主体之间在此得到链接和整合，农业全产业链经营日趋完善，成为浙江现代农业的坚实骨骼。

　　在浙江提供的各类农业服务中，以区域公用品牌作为切入口，并与企业品牌结合的“母子品牌”模式，可谓立下汗马功劳。这些由政府做背书的区域公用品牌，不是简单的名称，而是与规模化、标准化、电商化的推进，以及农事节庆的举办等有机融合，让许多小散主体得以“借船出海”，迅速打开市场、站稳脚跟。

　　因此，浙江农业往往面积不大，经营主体也不刻意追求产量，而是聚焦高质量、强竞争力，向品牌营销和产业延伸要高附加值。政府则抓住市场需求，在各个环节上扶持和推动主体，比如：引入智慧农业，提高劳动效率和精细化程度；力推农旅融合，让生产基地成为观光景区；推动网络营销，从提篮小卖到货通全球等，不一而足。

　　“浙江政府的服务很到位。平时领导不会来找你，但你如果有事去找领导，马上就能得到帮助。正是有了好环境，企业才得以快速发展。”诸暨市蓝美公司董事长杨曙方深有感触道。

　　工业经济的快速崛起，让浙江许多农民洗脚上岸，同时也加速了城市化进程。然而，到了新世纪前后，城乡失衡，尤其是环境恶化现象却不容小觑。据当时省里摸排，浙江仅有4000个村庄环境较好，剩余的3万多个普遍较差。

　　差到啥程度？像经济最发达的杭州、绍兴等地近郊农村，农民有了钱，纷纷盖起小别墅，可家里现代化，屋外脏乱差，垃圾靠风吹，污水靠蒸发，河里满是垃圾和黑水，农民连洗拖把都嫌脏。

　　2003年，浙江启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亲自谋划、亲自部署，每年召开一次现场会。一时间内，以垃圾收集、污水治理、卫生改厕、河沟清理、道路硬化、村庄绿化为重点，浙江农村刮起了环境整治的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