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东告诉记者，13年连续试验证明，保护性耕作区粮食产量总体稳中有升，尤其是旱涝年景，稳产增产效果更明显，“2012年，台风布拉万来袭，试验地周边玉米100%倒伏，而秸秆覆盖免耕试验地只有15%左右玉米倾斜，基本没有倒伏”。

　　近几年，东北地区的春旱和伏旱频发。“由于动土少和秸秆覆盖，保护性耕作地块的春季保墒效果更好，一般年景可多出一成苗。”辽宁省副省长郝春荣介绍。

　　增加粮食产量，减少生产环节和成本，一减一增，进一步拓宽了农民的收益空间。“节本上，减少灭茬、旋耕、打垄等2-5项农事环节、3-7次农机作业，明显降低了用工、柴油等成本，全年较传统种植地块节本10%-15%。增效上，比对照传统地块可增产5%-10%，农民田间收入增加15%-30%。”李悦算的不只是吉林农民的增收账，更是东北黑土地保护的大账。

　　“我国20多年保护性耕作研究与示范结果证明，这项技术能够实现粮食生产与生态保护双赢。”李洪文表示。

　　对此，广袤黑土地上，大到一省，小到一县，都有着生动注脚：在黑龙江省，据布点测试显示，保护性耕作可使农田扬尘降低60%以上，减少了秸秆焚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和烟尘污染。在梨树县，保护性耕作每年还田秸秆100万吨以上，减少化肥施用量3000吨，今年1-8月全县空气质量优良天数183天，同比增长10%。

　　李保国认为，保护性耕作具有生态环境保护的多重功效：一是从根本上解决了秸秆焚烧引起的大气污染；二是减少农业生产所带来的大气污染和土壤面源污染，燃油消耗量减少30%左右，化肥施用量减少20%左右；三是大幅减少土壤风蚀、水蚀，抑制了沙尘暴和地下水污染。

　　自2004年黑龙江率先开展保护性耕作技术试验示范以来，这场耕作制度的变革在东北黑土地上不断绵延——

　　截至去年底，黑龙江省保护性耕作技术模式基本实现主要农区全覆盖，免耕播种面积近1000万亩；2006-2018年间，吉林省保护性耕作由42万亩扩展到614万亩，2019年突破1000万亩；辽宁省先后建立保护性耕作核心示范区20多个，面积200余万亩，辐射面积500余万亩。

　　然而，保护性耕作在推广中还面临不少难题。

　　“我经常被问：既然这项技术那么好，为什么推广比较困难？”李洪文分析，“保护性耕作往往被当成‘懒汉田’‘埋汰田’，农民改变传统观念很难，不愿尝试，或尝试后感觉丢脸而放弃。”

　　实际上，保护性耕作不是“懒汉田”，更不养懒汉，它更需要科学管理，其推广也离不开政策的引领和扶持。

　　要充分发挥保护性耕作的多重效应，绝不是简单的“撂荒式”操作就能达到。郝春荣介绍，从耕作技术层面看，需要形成农艺与农机高度融合，机械收割时，在作业速度、切割尺寸、多段切割等方面对农机性能和机手技能都有较高要求。李悦还强调，针对吉林全省东中西部不同区域耕地条件和气候特点，都需要因地制宜探索技术路线和作业模式。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是东北黑土区在推广过程中的共同诉求。李悦认为，保护性耕作是对传统耕作方式的革命，要让农民接受需要加大政策扶持和引导力度。王永康建议国家设立保护性耕作专项补贴，对保护性耕作专用机具提高定额补贴标准。而郝春荣建议建立东北地区项目协作机制，共同研究制定标准化技术模式，共享技术成果和工作经验。

　　“虽然我从事保护性耕作研究20多年，从内心希望这项技术快速得到大范围推广。但耕作制度变革是长期过程，应循序渐进，稳扎稳打，切忌一哄而上。”李洪文建议，应聚焦种粮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逐步带动小农户。基础好的地方，可尝试整村、整乡推进；基础差的地方，要做好示范，逐步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