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安徽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实施办法》出台，强调要尊重和保护学生隐私，严禁让学生当众诉苦、互相比困。取消学生申请资助时需由家庭所在地乡、镇或街道民政部门对学生家庭经济情况予以证明的环节，改为学生本人（或监护人）书面承诺。

　　设置贫困证明的初衷在于通过公共部门的权威性，打破信息不对称，从而确保贫困生信息的真实有效。然而，贫困证明的制度善意，在一些地方执行过程中却打了折扣。作为一名高校教育工作者，笔者见过各式各样鱼龙混杂的贫困证明。一方面，为了获得资助，一些贫困证明夸大其词，贫困生的家庭明明没有那么悲苦，却被渲染得很艰辛，与事实有出入；另一方面，一些家庭经济并不困难的学生，也可以依托熟人社会网络的力量搞来贫困证明，甚至有大学新生带着已经盖章的空白贫困证明到学校报到，让人大跌眼镜。

　　在物质生活渐次丰盈的当下，并非所有的贫困生都可以通过“以貌取人”识别出来。有的学生擅长利用“弱者的武器”，在申请材料中大打“悲情牌”，在日常消费中却使用数千元的高档手机、看明星演唱会等；有的学生声称日常生活缺乏保障，却参加了需要自费几千元的海外游学项目，让其他同学对他们的“贫困生”身份产生质疑……贫困生认定乱象丛生，不仅让有限的资源没有“好钢用在刀刃上”，也影响了教育公平。

　　这是一种尴尬的现实，也是一种纠结的处境。贫困生资助既要兼顾公平，也要保护贫困生的隐私，在具体操作环节需要更加规范化和精细化。在贫困证明缺乏公信力的背景下，“取消贫困证明”无可厚非；但只有建立更加强大、更加完善的实施操作系统，贫困生资助才会更有“准头”。

　　“取消贫困证明”之后，为了防止某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钻空子，一方面，既要提升学生的诚信意识，也要提升违规成本。对于那些弄虚作假的“假贫困生”，要有一定的惩戒措施，不能任之由之。另一方面，建议以消费情况为主要的衡量依据，并结合其他指标，对贫困生进行“精准画像”。此外，还要多渠道了解贫困生情况，对贫困生信息进行及时更新；贫困生数据库里的名单不应该几年不变，而是要有进有出。

　　那些负重前行的寒门学子，需要“雪中送炭”来点燃他们的希望之灯。为了既提升贫困生资助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也同时呵护他们的权利与尊严，一些高校创新性地采取了“隐形资助”的方式，取得了良好成效。只要贫困生资助切实做到了规范化和精细化，“取消贫困证明”是值得肯定并完全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