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中，有诸多“老大难”问题。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依靠行政手段干预加以解决，仿佛政府是“万能”的，不管出现何种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动用政府的行政资源。倘若政府没有及时出手，动辄会被扣上“不作为”的帽子。

　　最近，记者在浙江省诸暨市采访发现，当地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时，十分注重运用市场化手段破解“老大难”问题，不仅节省了大量财力物力，还实现了长效运行和多方共赢。诸暨市委书记徐良平说，乡村振兴党委和政府责无旁贷，但同时也必须强化市场意识，市场能够解决的，党委、政府就不要越俎代庖。

　　“城市都搞不定的垃圾分类，在我们诸暨农村，得到了彻底解决。”刚到诸暨，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张国锄就建议记者去看看垃圾分类。

　　多年前，诸暨首倡“户集、村收、乡运、县处理”的垃圾处理模式，记者曾专门做过报道。按照传统观念，相比城市，无论是设施水平，还是文明习惯，农村都稍逊一筹。农村能把垃圾清除干净，就已经是谢天谢地，诸暨还真做好了分类处理？

　　记者首先来到暨阳街道安家湖村探秘，村党支部书记楼建仁一听记者的来意，马上领着记者去村口。原来，早在2010年，村里就建了全省首个村级沼气集中供气工程，将猪粪发酵产生的沼气，接进了200多户农家。

　　“前年，我们又投资了100多万元，对沼气站进行了提升改造，每天处理能力达15吨。”楼建仁介绍。扩能后，“吃不饱”怎么办？“周边12个村，每天大约6000斤的厨余垃圾，全由我们村负责清运和处理。”

　　对厨余垃圾就地资源化，在浙江司空见惯，有的盖阳光房用于堆肥发酵，有的买机器进行机械化快速成肥。但前者的日常运维有些难，处理效果不一；后者前期投入、电费成本很高。楼建仁说，处理成沼气这法子就很好，成本低、讲环保，关键还有钱挣。

　　楼建仁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自从接了这业务，街道每月给村里近6万元的补贴，一年大概能挣70万元，刨去开支，进账可观；另外，家家户户用沼气，尽管村里没钱赚，但让老百姓省了近8成的燃料费；最后，沼渣又是绝佳的有机肥，卖给周边种植户，一年也有15万元收入。

　　诸暨市农业农村局社会事业科科长寿程虹告诉记者，安家湖的沼气站对外提供第三方服务，并非政府刻意引导，而是市场化的产物。而对于将“可烂垃圾”发酵做沼气，起初就来自于基层创造，政府只是因势利导，在基础设施上予以支持。具体建设过程中，诸暨不搞“一刀切”，宜大则大，宜小则小，有的单村独建，有的联村共建，全市共有183个处理站。

　　“单个村级处理站建造成本约20万元，关键占地少，也不影响村容，能有效将垃圾就地资源化。”寿程虹介绍，在后期运维上，每个处理站由所辖村庄负责，年底政府再以奖代补，形成倒逼机制，“这里，政府的职能很清晰，一个是保证有序运转，尤其是安全管理，另一个就是定期督查分类情况。”

　　厨余垃圾变沼气，看起来或许不那么“高大上”，但有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实在、省心，这种理念同样根植于对可回收垃圾的处置上。去年，诸暨专门引入了一家名为“中义环境”的专业化服务机构，负责全市465个行政村，包括纸制品、金属制品、塑料制品、布料、玻璃等再生资源的回收。

　　王师傅是东和乡十里坪村的垃圾收集员，他告诉记者，每天，不可回收的垃圾运往镇里，可回收的垃圾待积累到一定量后，只需通过手机预约便可上门收集。一般小贩不收的东西，在这里都可以得到解决，十分方便。

　　张国锄说，有了“中义环境”这个主体后，政府每年只要拨付48万元，购买第三方服务，便可实现整个可回收系统的高效运转。在可烂垃圾上，由于分类得当、就地资源化，去年，全市农村垃圾减量达到3.6万吨，与传统做法相比，清运处置费用可节省2296万元。

　　自从去年镇里推出“红心租”后，吴国校的电话常有陌生号码打进来，有求租的，也有招租的。吴国校的职业可不是中介，他是姚江镇紫草坞村的党总支书记。

　　姚江镇是鞋业之乡，光紫草坞一个村，大小鞋企就有几十家，外来人口达700多人。外来人口多了，避免不了的是大量管理问题。就拿电瓶车充电来说，稍有不慎，就会酿成大祸。因此，从市里到村级基层，大家每天提心吊胆，生活在压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