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恩情重如山，我要在有生之年尽力多为党做有益的事，用实际行动来回报党。”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88岁的老党员田伯英说。6月26日，有着78年党龄的老党员田伯英同志自愿向党组织缴纳了1万元党费，这是她自去年6月一次性交纳1万元党费后，第二次向党组织缴纳大额党费。她说：“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的党龄有78年，在建党98周年之际，我向党组织交纳大额党费，表达我的一片心意。”

　　田伯英1931年2月出生在河北曲阳庄儿南沟村，那里属于晋察冀根据地游击区。1941年1月，年仅10岁的田伯英在父亲和老师的影响下，参加了儿童先锋队（儿童团）并任团长，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地党组织认定：参加儿童先锋队时间即为入党时间）。

　　提起过去的革命岁月，老人仍然记忆尤新。她说：“儿童团主要任务是站岗盘查可疑人员、传递信件情报、看‘消息树’通报敌情。”她父亲是地下交通员，她家也就成了地下交通站，来往送信的人员都在她家吃饭。当时，山顶上有敌人的炮楼，工作很危险。

　　童年的田伯英怀着对党的一片赤子之心，积极完成党组织安排的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有力支援了抗战，在她年幼的心中埋下了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的理想信念，也为她今后的人生奠定了正确的政治方向。

　　抗战胜利后，庄儿南沟村成为解放区。田伯英先后任庄儿南沟村妇女主任、村公安员，组织带领妇女给部队缝鞋帮、纳鞋底，支援前线。“如果不是共产党，我们过不上今天的好日子。”田伯英说。她始终牢记入党的初心，组织民众支援前线、服务官兵，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田伯英成为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的招收工人。1953年-1955年，为提高自己的文化知识水平，她边工作边在华北农科所职工夜校学习。短短数年，田伯英完成了由农民向农业科技人员的转变。因工作成绩突出，她1956年被评为农工三级，同年10月晋升助理技术员。1958年，中棉所搬到河南安阳，田伯英来到安阳。她回忆：“第一次来所里，下了火车问半天没人知道棉花所，后来乘车总算到了白璧，雇了辆驴拉的轱辘马，坐了一宿到达棉花所西场，以为真到了，一问才知道南场才是棉花所总部。那时，从西场到南场全是田地，只能从田埂走，又走了好几个小时才到。”

　　当时条件异常艰苦，地理位置偏僻，离镇上还有六里多地，住的是空心墙垒起的简易房，蔬菜自己种、煤球自己打、粮店自己开、学校自己办、机械自己修。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她和来自全国各地操着不同口音的专家们一起在这里扎下了根。田伯英什么活儿都干，工人的活儿、技术人员的活儿，只要有需要，她都会冲上去，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任劳任怨。她说：“我从小就是苦孩子出身，战争年代打游击不容易，能有个工作都是党给我的机会，我不能忘本，又怎么会后悔？”

　　上世纪70-80年代，田伯英先后四次去海南岛，在三亚崖城开展棉花南繁工作。当时条件非常艰苦，晚上没电，只能用煤油灯照明。租用土地、自己做饭，试验田严重缺水，她和另一个女同志两人用戽斗浇水，肥料也是靠自己一个台阶又一个台阶背上梯田。有一年地里的草特别多，也是她自己一点儿一点儿用锄头去除。

　　棉花品种培育的过程是漫长的，也是繁琐的、细致的。她回忆道，特别是在秋天地里选种时，就顾不上家了，每年的中秋节和国庆节都是在试验地里选种工作中度过的，家里的孩子们常常抱怨没有妈妈陪伴。对孩子们，她充满愧疚，但从未放弃对工作的追求。她说：“我们是棉花科研的国家队，是党的事业的践行者，干好手头的工作，就是为党的事业而奋斗，我要坚守这颗初心。”一分汗水一分收获，她参与多个棉花新品种的选育工作，共选育出中棉所2号、中棉所3号、中棉所7号、中棉所9号等共9个棉花新品种。

　　1989年3月，田伯英正式离休。她积极发挥余热，关心支持研究所的科研工作，协助课题做好传帮带工作。她教导年轻后辈：现在条件比以前好太多了，但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的中棉所精神不能忘，勤于实践、勇于创新的精神不能丢。

　　虽然年龄大了，她还认真学习，做了非常详细的笔记，坚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原文和党的方针政策。她经常说：“我每天都看新闻，党和国家的事，我都有学习……”“没有党，我什么都不是，党需要我，是我的光荣。我年纪大了，别的工作完不成，积极参加党组织活动是必须要做的。”老人言谈间流露出的真诚让人深受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