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将农货上行视为一场重配农业生产要素的“革命”，那么这场“革命”已经完成了启动阶段的工作，进入了自我驱动的蓬勃发展阶段，可以从三方面得到验证。

　　农货上行逐步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与工业品下行的迅速增长相比较，虽然从绝对数量上看，农产品上行相对滞后，但一直保持超高速增长。2012年农产品网络零售额为198.6亿元，到2018年增长到2305亿元，增长了12倍。其中，2012年生鲜农产品网络零售额为36亿元，到2017年达到1418亿元（数据来源于商务部发布的《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报告2018》），增长39倍。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平均增长25.4%来计算，2018年生鲜农产品网络零售额不低于1778亿元，较2012年增长50倍。

　　指数型高增长的趋势仍在延续，总体看，我国的农货上行正在步入高速成长的通道。而农货上行对于农村地区摆脱贫困，助力中国在小农社会背景下实现国家现代化具有决定性作用。

　　以迅速成长的电商巨头拼多多扶贫助农的发展历程为例：2018年度，拼多多平台农产品及农副产品订单总额达653亿元，较2017年的196亿元同比增长233%。截至2018年底，拼多多平台注册地址为国家级贫困县的商户数量超过14万家（经营类目以农产品和农副产品为主），年订单总额达162亿元，预计带动当地物流、运营、农产品加工等新增就业岗位超过30万个。

　　农货上行的渠道短链化。当前，批发市场在农产品流通中仍然发挥着主渠道作用，占70%左右。虽然许多城市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处在外迁的压力中，但是农产品批发市场的交易量、交易额仍然稳步发展。这意味着大部分农产品仍然需要经历“农民—小商贩—产地批发市场—商贩—销地批发市场—超市/菜市场—消费者”这6个环节。

　　实际上，近几年上述六个环节中的前六个主体都在试图构建从本环节出发直达消费者的线上供应链条。例如：从农户出发直接到消费者的社区电商通道“社区支持农业（CSA）”正在蓬勃发展；从批发市场出发的电商通道如“深圳农产品”的网络交易市场、岳各庄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网上交易正在不断发展。短链化的渠道逐渐将干果等易于分销储运并适应网商物流模式的高附加值农产品从传统批发市场分离出来。

　　赢利点初步显现。农货上行的飞速发展有望助力破解小农户经营背景下的国家现代化难题。要在小农背景下实现国家现代化，总体来说，必须要重组旧式、低效、高损耗、高成本的体系，同时需要：破解“种菜赔，买菜贵”的难题；破解整个产业链对劳动力（分散的小商贩）过于依赖的难题；破解整个产业链“低质量、高风险”的难题。农货上行通过全要素重组，已经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首先是“种菜赔，买菜贵”的难题得到初步破解。无论是基于消费者定制的C2B和C2F模式，还是经纪人、批发商、零售商直接通过线上平台销售给消费者的B2C模式，以及基于体验式消费的O2O模式，都能够明确实现：生产者的利润大幅增加，同时消费者的消费体验也大幅升级，呈现出多赢的帕累托改进。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火热的“拼农货”模式，正在努力为分散的农产品整合出一条直达消费者的快速通道。经由这条通道，吐鲁番哈密瓜48小时就能从田间直达消费者手中，价格比批发市场还便宜；一度滞销的河南中牟大蒜，打包卖到了北京，价格只有超市的四分之一。经由这条通道，平台将全国贫困县的农田，和城市的写字楼、小区连在一起，成功建立起了一套可持续扶贫助农机制。

　　其次，无论是哪种形式的农货上行模式，都会大幅降低整个产业链对劳动力（分散的小商贩）的依赖程度。换句话说，解放了大量劳动力，并且为原价值链增加了更多附加值，并由此吸引了新的才能型生产要素。比如，网红+网络直播的模式，就吸引了更多有禀赋的人才加入到产业链中，同时节约出大量非技能型劳动力到制造业或服务业，以此来对涉农劳动力要素进行跨时空重组。

　　其三，网络直播的形式也把地方政府的信用引入到价值链中，出现了很多“县长”用电商平台推销本地农产品的案例，进而呈现出：“生产者赚钱，消费者放心”的双赢局面，成功破解了原产业链“质量低、风险高”的难题。现实中，地方政府与互联网电商平台采取全新的合作模式，不仅可以帮助传统的落后地区突破资源禀赋的制约，甚至可以将过去的“劣势”变为“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