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从未走远    农村新报讯 易赶帮

    五年前一个寒冷的日子，父亲踏着飞雪静静走了。尽管他的体温与脉息不再，在我梦里也只是浅浅一笑，约略中年时的样子；但在我心里，父亲只是歇息去了，从未走远，从来不是像框里的寂冷存在。
    吃完饭，总要看看碗底，有没有剩饭粒。“碗要像猫舔过一样”，这是父亲的训导。遇到陌生人，总会下意识地仰望，父亲说过：“把别人看得高，自己才会高。”如今，我也这样教孩子们。
    父亲是一尊鲜活雕像，也是一个神一般的存在。
    父亲15岁上船打鱼，没读什么书，只略微认得一些字。后来，能出口成章，在千人百众面前作报告，收放自如，从容洒脱，听得人津津有味，全凭自身苦练及几分灵气。
    父亲成年时，正赶上一个温暖时代，一个打破了千年秩序、穷人能说话的年代。凭着肚里的几个字，也是时势造就，父亲跳出“农门”，吃上了“国家饭”。
    ——在今天看来，这也是一个传奇。1952年初春，政府土改工作组进村。土改，改换天地，要选赤贫的、识字的、土生土长的能人“当家”。村里差不多是一门姓，只两三家杂姓、三五户人家。工作组长考虑宗族势力对土改的影响，也是政策的灵活运用，决定选小姓人家挑头理事。
    工作组长的这个决定，改变了父亲的命运。4年后，22岁的父亲成了国家干部。父亲当然知道这是时代带给自己的幸运，也是全村人的信任。所以，他总是以一种朴素的报答、发自内心的感恩，待人接物，说话处事。即便是“文革”中，遭批斗，戴高帽游街，受尽辱没；及至后来，被打成“右派”，剥夺干部身份，回家务农，也不改如此情怀。
    “人家给了油盐，得知道咸淡。”父亲境况日下，却不改自己的灵魂。后来与父亲聊起命运中何以有此一劫。他说可能是“说了一些实话，没跟上形势。”如上面讲“政治挂帅”，他说，“长草就要薅，庄稼需要肥，开会有么用？”上面要求“割资本主义尾巴”，他说，“弄几斤过年鱼都有问题，那过什么年？”在那个年代，说真话可能付出代价，但他不以为然：该说的话总得有人说。
    老是挨批斗，但组织上还是信任他，百姓也服他。回村不久，他被推举当上了村支书。他知道政策，但更清楚百姓想什么，总是支持一帮人，冬闲时外出打鱼，换几个活钱回家过年。但踩了“政策红线”，他再次被打倒。那是父亲最伤心、最失意的日子，那一年，他才40岁，正值人生盛年。
    好在人心如镜。有一次开批斗会，一位老农上台发言，“声泪俱下”，“控诉”父亲的“罪行”：他带人出去打鱼，天天过财主生活，藕汤煨得粉爆了，肥肉蒸得油腻了，一碗胖头鱼煎得香喷了……他就是要我们都当地主，好“恶毒”呵！几句话，说得台下人哄然大笑。批斗会自是开不下去了，却给了他莫大安慰。
    1978年冬，在那场著名的全国大讨论之后，父亲迎来了人生的春天。他被平反，官复原职，又端上了国家饭碗。劫后余生，12年的艰辛、悲苦与屈辱，三天说不完，一船装不下。但他没吭一声，而是一脸淡然：国家主席都那样，平头百姓还计较个啥？在公开平反的大会上，公社党委组织委员说，按政策规定，干部平反，工资应该补发，但现在财政困难，拿不出钱来，以后想办法弥补。父亲该补六七千元，在当时，这是好大一笔钱呵，但父亲理解组织上的困难，表态说：能上班就了不起了，还算什么旧账，以后不折腾就行了！
    父亲晚年，除了唠叨家谱琐事，几乎无话。走的时候，问他还有什么吩咐、交待？他直摇头，没留下一句话。现在想来，他可能觉得，草木枯荣，上应天时，下接地气，一切已然；或是觉得我们记下了他的话，不必重复了；或是以默言的方式，叮嘱他的孩子们谨言慎行，少说多做……
    父亲昨夜入梦，还穿着冬天的厚衣服，似老来模样。忽然想起，清明节快到了，该上香、烧纸、敬孝了。活着时没有享我们的福，老去了，不能忘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