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育秧效果好，但农户分散育秧并不计算自己的用工成本，这样算下来，买秧每亩大田要比分散育秧多花30元、比直播多70元。”湖南省农业厅粮油作物处处长许靖波说，对于多出来的这几十元，绝大多数农民不愿意支付现金，因此，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行政推动，水稻集中育秧难以持续发展。

　　从2008年到2011年，湖南省先后投入7000多万元资金开展早稻集中育秧示范，并将早稻集中育秧工作纳入政府粮食生产目标管理和考核；2011年，江苏省级财政安排8000万元扶持建设924个水稻商品化集中育秧示范点，每亩秧田补助3000元。在政策扶持下，南方水稻集中育秧面积迅速从2008年的280万亩增至2011年的近2000万亩，几乎一年翻一番。今年，在国家早稻集中育秧补助政策的带动下，南方稻区各级财政筹集资金7.5亿元，水稻集中育秧面积超过3000万亩，其中早稻集中育秧超过1000万亩，同比增加500多万亩。

　　在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的同时，各级农业部门纷纷加强技术指导，创新示范形式。广东省将集中育秧与水稻高产创建示范片相结合，与水稻育插秧机械化示范点相结合，建成机械化播种育秧线98条；安徽省建立专人定点联系制度，每个育秧工厂聘请一名农艺专家、配备一名农机技术员，在项目建设、播种、育秧、机插秧等重点环节做好跟踪技术服务；湖南省引进自动种子催芽器等先进设备，解决了长期困扰农民的催芽难题，使早稻平均发芽率提高8%以上，达到94.6%。

　　从“买种子”到“买秧苗”，集中育秧让水稻生产加速产业化

　　集中育秧在解决水稻生产现实问题的同时，也悄然改变着其组织经营模式。

　　湖北省监利县周老嘴镇金光村村民黄尚武常年承包近800亩地，往年育秧，他和妻子从购种、催芽到整地、播种、管护，忙得不可开交。今年，他直接从三丰水稻专业合作社订购秧苗，省工省时不说，每亩还节省成本25元。

　　“从‘买种子’到‘买秧苗’，集中育秧实现了育秧的商品化，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水稻生产的产业化进程。”方福平认为，在集中育秧示范中承担操盘重任的乡村种粮能手、基层农技人员，经过技术培训和实践锻炼，一部分将演变成专业化、职业化的育秧主体；与此同时，集中育秧统一秧苗供应，保证了一定区域内水稻栽培及耕作技术操作的一致性，也为统一机耕整田、统一肥水管理、统一病虫防治、统一机收作业创造了条件，这些都有利于从环节上逐步实现经营的规模化和服务的社会化。

　　但是，集中育秧在实践中也面临着技术创新、风险规避、供秧过程纠纷解决、育插秧时令衔接等诸多难题。据调查，集中育秧示范目前以村组组织和大户代育为主，这两种模式约占集中育秧示范面积的90%。受限于资金和技术，他们一般规模不大，实力不强，如果脱离政府补贴，完全按市场化机制运营有困难。

　　组织方式的创新，要求培育与之相适应的主体，这已成为集中育秧发展的当务之急。今年，中央财政实施的南方早稻集中育秧补助，明确要求将补助补到“开展集中育秧、为周围农户提供秧苗”的育秧主体上，然而每亩大田40元的补助标准，仅为集中育秧成本的1/5~1/4。

　　“要实现从‘供种’到‘供秧’的跨越，除了政府的扶持，还要创造环境吸引更多的资本、设备、技术和专业人员向集中育秧领域集中，实现育秧主体与用秧农户的双赢。”安徽天禾种业总经理王实分析说。

　　从2009年开始，安徽天禾种业向下游延伸产业链，依托大户和合作社开展代育秧、代耕作、代机插、代机收和田间管理服务，将种子资源、农机资源、技术资源整合到种苗产业链上来，建成标准化育秧工厂近80个，每年新增利润近千万元。安徽省霍邱县永合农机合作社就是天禾种业的签约合作社之一。全国种粮售粮大户、永合农机合作社理事长王厚云告诉记者，今年他和天禾种业签了50万盘的育秧合同，“按每盘1元的加工费，算下来稳赚50多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