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广昌

    伯父来故乡探亲，即日返回台湾，父亲和母亲为他准备了大堆的特产：喷香浓酽的客家米酒，呛人辣喉的王沙晒烟叶，烟熏金黄的田鼠肉，越嚼越甜的柿干——那棵四个人合抱不过来的柿树还是爷爷手里栽种的。

    “我哪拿得动这些东西啊？二新仔，我只要带走族谱就行了。”伯父一直称我母亲为“二新仔”，因为我父亲是其二弟，而客家话里媳妇被称着“新布”，他把“布”字省略了，以显亲情。

    在伯父看来，有了族谱就有了根，心灵就有了归属和依托，即使在风雨飘摇的台湾岛，也有抓有挠的了，他的子孙也能开枝发杈，甚至在台湾或者海外其他地方建筑宗庙祠堂。

    走的那天，伯父不让任何人抱族谱，他迈着颤巍巍的步伐，进了我送他前往厦门高崎机场的小车。临行前，父亲早在厅堂里点香焚烛，祷告祖先，母亲流下离别的泪水，一再撩起绣花的围裙揩拭。

    我们村的族谱是1999年重新修撰的，而此前，是在清乾隆年间修过。在文革期间，全村乾隆年间的族谱被焚烧殆尽，有族谱的人家若不主动交出，其后果将十分严重，轻则被拉到祠堂，用棕箩绳捆绑双手挨批斗，重则押解上县城判刑坐牢。唯一一本幸存的族谱，是上村的宏才细公趁月黑风高之夜，甚至瞒着老婆孩子，把族谱用油浸牛皮纸包了三层，又细细地用红布裹紧，再装在一个黄檀木的油漆箱子里，跑到十里外他家的祖坟，撬开棺材盖放了进去。本来，按客家人的风俗，除非二次葬，是不能在不择日的情况下去动自家祖坟的。

    “紧要关头，我也管不那么多了，相信祖宗会理解我的。”

    宏才细公是护谱大功臣，1999年发新谱时，为了表彰他的功绩，特意让他坐了祠堂的首席，他对其他几个老人家这样说道。

    发新谱那天，真是人山人海，锣鼓喧天，一派欢天喜地的景象。在客家人看来，发谱时哪房从总家祠堂先抢到谱箱，先跑到自家的厅堂，这房就将率先人丁兴旺，财源滚滚。头天晚上，各房长老利用抓阄的方式产生了发谱的顺序，第二天发谱时，族长公站在总家祠堂大门口，叫着一个个号进来领谱箱，可还是秩序大乱，发生了抢谱事件。虽是抢，可抢得喜庆，抢得热闹。

    有的房精心策划，利用力大个高的青年，组成团队协作；有一房别出心裁，撑起一条长长的竹篙，从外围的人群，一跃而起，一下就飞到了祠堂门里；更有一房，点燃一串不伤人的鞭炮，挂在竹竿头，小跑着冲向祠堂大门，“炸”出一条路。

    我深深理解伯父只带族谱的缘由。族谱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最具平民特色的文献，记载着同宗共祖血缘集团世系人物和事迹等历史情况，它不仅能起到“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祖孙；各安生理，无诈非为”的社会功能，更是迁播海外的中华儿女的寻根线索、思乡慰藉；它既能激起后人发奋图强的劲头，也能在平淡的日子里追思先祖，修身养性，以怀齐家治国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