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少雅

    侯永禄是陕西省合阳县后新庄村的一位普通农民。这位土里刨食的老农自1940年年末开始，每天坚持写一篇日记来记录自己的生活，一记就记了60余载。如今，这本经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农民日记》，如同一颗质朴的种子出现在林林总总的各色出版物中，略显粗糙，却带着泥土的香气。

    中国有着悠久的农耕文化历史，但是，在当今社会的文明进程中，农村、农民的文化形态逐渐萎缩，反映广大农村和亿万农民的书籍相对较少。今天我们在由传统的农业社会急速走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真正的农民文化已从日益发达的传媒视野中淡出。

    其实，农民文化阵地的退缩不止反映在纸质出版物的领域。繁花似锦的影视剧中，反映农村生活的好剧却少之又少，除了有着浓郁地域特点的《喜耕田的故事》、《乡村爱情》之外，人们记忆中耳熟能详的“乡村故事”，恐怕要到十几年前热播的《篱笆、女人和狗》中去寻找了。

    为农民写故事的人少，农民自己演绎自己的故事也难。《农民日记》的面世无疑是幸运的。相比之下，来自湖北的7个农民就没这么幸运。以湖北农民王华江领头的几位农民表演爱好者自己组建了一家剧社，租了场地，忙活了大半年编排出了表现城市文明的滑稽喜剧《城市是我家》，却因为无法通过进剧场演出的层层审批程序——专业证书、职称证书、营业性演出许可证，而只能在自编自导之后继续自娱自乐。

    农民文化难以走进大众视野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农民运用话语权的能力较弱。他们或方言浓重，或行为方式与现代城市模式不符，或表述逻辑不够清晰，文艺工作者若要创作此类作品，往往要费时费力，长期深入地去体验他们的生活。同时，农民中，有如侯永禄和王华江等，自发记录演绎着自己的喜怒哀乐，却可能因为文字语言不太规范、作品没有相应的资质证明而无法走进百姓视野。这一切，都使农民文化景观、生活实录始终难登大雅之堂。

    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创作生产更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是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深入到乡间村头，创作更多反映农村生活、体现现代农民精神面貌的文化作品，是当代文艺工作者的时代责任。而尊重农民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帮助他们提炼并推出他们自己的文化作品，使他们的作品具备更好的市场认可度，是文化管理者的时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