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据理力争：修好农村公路，可以使沿线农民通过材料供应、劳动力投入等方式获得直接收入，同时可以加强城乡沟通，使农民按照市场需求调整农业内部结构，搞活农产品流通，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和农业综合效益。此外，还可以引导乡镇企业合理聚集，完善小城镇功能。这在市场经济发达的浙江尤为重要。更重要的是，浙江农民整体上告别“行路难”，不用再等上17年。

    “修农村公路更多的是‘隐绩’，而难见‘显绩’。想大局、算大账、干大事，‘隐绩’也要去干。”思想，在争论中统一；意志，在交流中一致；决策，就这样响亮定音。

    先人一步的“压力说”

    实施乡村康庄工程目标一经提出，就得到交通部的关注。时任交通部部长张春贤表示，要把浙江作为全国农村公路建设的“试验田”。

    先人一步，压力不言而喻。农村公路要怎么修？这在工程之初就是一个大问题。我国农村公路建设滞后有其深层次的原因，长期的历史欠债，导致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养护一直处于无主、散乱状态。技术标准、组织保障、资金来源……这些在当时几乎是空白，需要进行艰苦的探索。

    乡村康庄工程启动后，浙江省交通厅立即组织200多名技术人员，历时3个多月，对全省农村公路摸底调查。经过大量调研，确立了“因地制宜，量力而行，突出重点，稳步推进”的实施原则。

    按照规划，浙江将对路基宽度小于4.5米的通村公路全面改造，使公路通村率由88.1%提高到98%。路面未硬化的通村公路计42147公里，预计其中约有20%采用低限标准建设，即需要进行路面硬化的约33700公里。

    技术部门测算的结果是：建设一公里标准通村公路，平原地区需40万元至60万元，山区需70万元至100万元。似浙江这般让通村公路建设在全省遍地开花，将是一笔非常不小的投入。

    能否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和农民参与的积极性，成为乡村康庄工程成败的关键。省里补得扎扎实实，市、县也得积极跟进。“修好一个县的农村公路，工作量和难度不亚于修一条高速公路。弄不好很容易搞成‘豆腐渣’，使‘民心工程’变成‘伤农工程’。”这对当时的浙江而言，又是另一个新的考验。

    所有这些，对于浙江都无任何现成模式可以套用，只能肩负重任变压力为动力，去开辟一条符合浙江特色的农村公路“变脸”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