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勇 

    近来，一些地方接连发生了本地人与外来务工人员的摩擦事件。虽然冲突已经过去，事情逐渐平息，但那“外来人员殴打当地人、当地人殴打不会讲本地话的外地人”的情景，仍深深刺痛了人们。

    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巨潮沿着从农村到城市、从欠发达地区到发达地区的路径流动、激荡，给流入地注入巨大经济活力，给当地社会发展带来新气象。然而，当来自五湖四海、口音南腔北调的人们，闯入原来相对平静固定的生活画面时，缓解因城乡异俗、观念有别造成的冲突与矛盾，变得现实；当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人们为生存与利益产生矛盾时，更好地兼顾各方利益，尤其是让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能够有效表达、正当权益得到维护，变得紧迫。在社会流动加剧、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的时代，如何使不同人群和谐共处，携手融入不断发展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成为社会管理的一道新课题。

    社会现实让人喜忧参半。一方面，各种“新市民”政策在各地落地生长，外来人口享受均等化服务日益普遍。无论是江苏昆山以“一视同仁、人人共享”的发展理念获“联合国人居奖”，还是浙江杭州图书馆内农民工和拾荒者自在学习的身影，无不表明在包容性发展思维下，“社会融合”正在成为管理者们的自觉。

    另一方面，外来人口的“进城”路远非坦途。户籍制度的门槛、用工制度的壁垒、利益呼声的沉没、讨薪历程的艰难、社会歧视的冷眼，有形无形地把“异乡人”推向城市生活的边缘地带，造成了“社会拒人、权利亏人、心理贬人、文化伤人”的“社会排斥”现象。

    排斥造成隔阂，更给社会留下深深的裂痕。社会学家对此不无忧虑地指出，“各种社会排斥过程无不导致社会环境动荡，终而至于危及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

    在世界视野中，主要工业化国家也经历过这种社会治理进程。从普遍采取“关门政策”到有序开放、从全面排斥到促进融合，许多发达国家的政府，现在也纷纷致力当好“裁判者”和“服务员”，协调好不同民族、不同来源地居民的利益，解决好不同诉求、不同文化的社群矛盾。这对我们不无启示和借鉴意义。

    融合则和谐，排斥则俱伤。从这个意义看，中央提出“协调社会关系”，要求把“加强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服务管理”作为重要内容，并注重“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

    在南粤大地，一部名为《外来媳妇本地郎》的电视剧持续热播。这个汇聚不同人群，充满利益冲撞、文化冲突的故事，其实是大流动、大变革时代的一个生动缩影。尽管过程曲折，但总能在冲突与转化中实现交融，在泪与笑中展现人物命运的欢喜结局。我们的社会发展，会成为这样一部令人心动的“大戏”吗？这需要从社会管理者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协力创造和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