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迪

    伊利、蒙牛和永业，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诠释了公司从一个产业组织向社会组织进化的路径。《从伊利、蒙牛到永业》一书，深刻、详细地向读者分析了三家出身于草原的公司，如何依托于各自的基因优势，在短时间内发展成为国内外知名公司的“草原商业逻辑”。

    从1996年到2009年，这三家公司先后“穿墙而过”，分别实现了在上海、香港、纽约纳斯达克的上市。在透过公开发行融资的背后，人们更多的关注点是三家企业扩大了中国的“公司”概念的边界。

    1993年12月，中国有了现代的第一部《公司法》。此后，中国的企业发展轨迹才开始脱离工厂阶段。此后一些企业在走泰勒制和福特工厂模式，在供应链和车间内进行着以规模生产为核心的变革；一些企业在发展中始终纠缠于股东利益最大化还是公司利益最大化的争论。然而，《从伊利、蒙牛到永业》却清晰地告诉读者，有一些企业已经在实践中意识到公司的本质和目标不在于经营业绩，也不在于它形式上的准则，而在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公司成员之间的关系、公司与公司外部公民之间的关系。仅仅不到20年的时间，中国企业对于“公司的本质”的认识已经有了质的变化。

    这也难怪在2010年夏天，纳斯达克副总裁麦柯奕参观永业科技服务站后就向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巴特尔说，永业使他想起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美国崛起的苹果、微软、英特尔等公司的成长历程，并认为永业将是华尔街的未来之星。

    显然与苹果和微软相比，永业的优势不在时尚的设计和垄断性技术，而在于它植根中国底层，服务中国食物产业链的末端；永业内部没有一个像乔布斯和比尔盖茨这样的全球顶尖精英，但它有一个充满创新能力的团队。以这两点为基础，永业推倒了西方传统定义的“公司”概念。在永业这里，公司不再是为以营利为目的，从事商业经营活动或某些目的而成立的组织，不再是若干契约、合同的集合，不再是以优化资源配置为核心进行架构搭建，而是一个将东方的“家文化”融入西方“公司”的文化企业。

    融合的结果是市场、产业、公司、客户，四者之间的边界被打破了。

    我们都知道，市场是先于公司产生的，人类有了产品交换的契约之时就有了市场，此后为了节约交易费用，公司开始出现并部分地将市场契约内化为公司内部契约。这种由公司组织生产要素进行产品生产的方式，实际上是对市场功能的部分代替，这样市场和公司之间界限明晰。同一行业的若干公司形成上下游及其他相关性之后，就形成了一个产业，这样产业与市场、公司之间的界限也明确了。这个传统的链条中，客户是在产业里，但在公司外一个环节。

    永业打破了这一切，“企业文化的东方式落地”、“让员工有心理所有权”、“让所有员工都当老板”……这些管理实践都是对传统西方公司概念的突破。

    在《从伊利、蒙牛到永业》书中写到，永业提出了客户员工化的管理理念。它不将代理商当作客户对待，而将他们作为“小永业公司”培养，它的经销商都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名字——合作伙伴：乡镇一级的叫“永业科技服务站”。

    永业科技服务站服务农民，免费向农民传授科学种田、养殖技术，教会农民利用现代生产工具和高科技产品发展农业。帮助农民树立起正确健康的消费观念，给农民提供辨识真假农资产品的基本方法，堵住坑农、害农的源头。更为重要的，农民还可以根据科技服务站提供的信息制定种植计划，打开产品销路，把全部的精力集中于生产，努力提高作物的品质和质量，实现企业和农民双方的利益都最大化。

    在这个系统中，市场、产业、公司、客户，这四个概念的边界已经很模糊了。中国最底层的农民，在永业的体系中同时具有了四种身份，他既是客户、公司，也是产业和市场。

    这种新的公司边界不仅重构了中国底层生产者的诚信和道德，而且会让永业的组织体系不断繁衍更多的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