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枕边书
张峪铭
母亲一个大字都不识,却珍藏着一本书。这是我去年冬天发现的。那天回到家中,我照例在老屋里转了又转,并挨个儿推开每一间房,站一会儿,望望陌生而又熟悉的一切。
妻问我,你到底想找什么?我没有回答。因为我也不知道我究竟在找什么。
我与妻走进了父母住的北面厢房,觉得阴阴暗暗的,似乎还有点霉味。妻子决定将父母床上的被褥抱到外面的阳光下晒一晒。当妻子将被褥递到我手上,搂起枕头时,一个红布包袱滑落在地。妻笑着说,包得严严实实的,肯定是老娘的宝贝。靠在门框边的父亲颤巍巍地说,就……就……是一本书……
书?!我知道老娘对书有如对菩萨样的虔诚。这缘于她骨子里对文化的崇拜。有人可能会说,一个斗大的字不认一箩筐的农村妇女,能谈得上什么文化崇拜。但从母亲与众不同的做法与选择上,你不得不认为“崇拜”用在我母亲身上是那么的熨贴与真切。
当年母亲豆蔻年华,是十里八乡一枝花,人不仅长得漂亮,而且心灵手巧。提亲的自然不少,可母亲一个也相不中,最后毅然决然地嫁给了比她大八岁且相貌不扬的父亲。许多人不解,母亲只说一句,不能一家人都是睁眼瞎。
母亲对文化的崇拜,近乎迷信。当年分家时,为了得到一只老书箱,硬是少要了一担稻箩。那书箱不大,充其量就是一个书箧,若论其实用价值,连一只箩筐都不值。小书箧是我大伯用的,当年他读书聪慧,以第四名的成绩考取省立中学,后投笔从戎,又考进了黄埔军校。母亲说,有了这个书箱,就有了书气味,下一代读书总要好些。
一只书箱,就是一段励志故事。可母亲这位农村妇女如何懂得将此勾连?
母亲很执著,她做出的选择,就是几头牛也拉不回。那年木讷的父亲在别人鼓动下,提了“天天讲斗争,吃也没得吃”的十字意见,哪知这让他背了二十多年的“十字架”。父亲劳教七年,不到二十岁的母亲坚强地守护着这个家,守护着她那优雅的“文化”选择。
在讲阶级斗争和出身背景的年代,我这样家庭的孩子,读书是没有一点曙光的,但母亲坚持让我读书。生产队不给我免学费,母亲就连夜做鞋卖钱,其中艰辛自不必说。我读初三时,父亲终于平反昭雪,我当年成了两千人大村里唯一一个考取高中的男孩。当别人都说母亲有眼光时,母亲总说,他爹是读书人,孩子怎能不读书。
如今母亲已是七十四岁的老太了,她的手机里存有儿女及亲朋的十几个号码,但与人通话,从来不会发生错误。我不知道目不识丁的她,是用什么方法辨认这些名字的。不知是母亲精明,还是她对数字敏感,抑或沾了家中书的灵气。
在我印象中,母亲曾有一本书,那是文革被抄家时偷偷留下的。若从分家时要书箱的历史来看,丝毫不怀疑母亲用的心思。当然那书不是用来读的,母亲用它夹“鞋样”。那大大小小用纸剪的鞋样,夹在书中,将书胀得鼓鼓的。母亲在昏黄的油灯下,纳着鞋底,书就摆在眼前。现在想起,母亲在鞋底上纳的一针一线,与我在纸上一笔一画地写字,没有什么区别。她写的是一种坚强,一种智慧,一种情感,更是一种文化。
母亲枕边难道还是夹鞋样子的书?不大可能。母亲已二十多年没有做过鞋了,何况家里有成堆成堆的书。莫非是我小学时,母亲让我写着全家生辰八字的本子?可那很薄呀……
年迈的父亲嘀嘀咕咕了半天,也没说清子丑寅卯来。妻说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我轻轻地解开包袱,才发现里面包着家庭成员生辰八字本,地契,合作医疗证……,还有我写的一本书。
我不知道一个大字不识的母亲,将儿子写的书珍藏在枕边,能得到什么样的安慰。
我心一颤,一股热流顿时涌到眼眶。我小心翼翼地包好母亲的宝贝,扭头对妻子说:“我找到了!”
是的,那被岁月日益洗淡了的东西,在乡下,在家中总能找到。
声明
来源:互联网
本文地址:http://farm.00-net.com/news/3n/2011-05-14/22682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