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怀表

    电视台有时也挺招家长恨的，没时没晌地放“喜羊羊”，哄孩子吃饭睡觉都费劲儿，再好的节目也不敢贸然观赏。弄得老怀表回回出差一进宾馆就饿狼似的直扑遥控器，碰到不会鼓捣的机顶盒之类就急扯白咧地大叫：“服务员！”

    3月6日那天在新疆喀什，歪在沙发上享受视听大餐。突然央视一则新闻调查抻直了我的脖子。调查中说，一些西部农村地区的小学生营养不良，与同龄人相比，身高要差十公分，体重也轻很多。画面上那些七八岁孩子一下课就烟熏火燎劈柴做饭的场景，看得人心头一阵阵酸涩。

    这事已经让老怀表纠结很久了。至少两年前，一位朋友到广西山区学校去做志愿者，她发现的问题比央视披露的还要多。出于“集中优势教育资源”等方面的考虑，许多村小学撤消了，孩子要读书只能到中心小学寄宿。她去的那个地方一天只吃两顿饭，上午10点一餐下午5点一餐，也就是说，从下午5点到次日10点的十多个小时里，孩子们有相当长时间得饥肠辘辘扛着。听到这儿，老怀表忍不住插嘴：“要是放学能回家，当妈的就是煮点糊糊、烤个土豆也得给孩子垫补垫补。”“不仅身高体重，还出现了心理问题。”朋友说，“由于学校没有配备生活老师，晚上校门一关就成了大孩子统治的世界，低年级学生处于恐惧之中，厌学情绪非常普遍。”她还说，“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带你去实地看一看。”

    集中优势教育资源办学可能是条成功经验，谁承想到了偏远山区，就成了灾难呢？这件事告诉我们，在涉及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上，还是应该多给人留下一点自主选择的空间。如果设想与现实有偏差，制度设计者的想象力越发达，执行力度越大，后果就越不堪设想。

    在喀什，遇到一对大学刚毕业的新婚夫妇。他们来自河南商丘农村，随父母到天山南麓寻求发展。老怀表问起小两口家乡农家书屋的情况。小伙子说，书屋有，但他从来没去过。“那你们到哪去看课外书呢？”老怀表问。“网上。”小伙子说，同学们大多是用MP3、MP4从网上宕书看，男生喜欢看灵异，女生一般看名著的多，不过进入高三以后就没工夫看了。

    飞到北疆，应我们要求，接待方在紧张的日程里安排参观了一间科技书屋。在新疆，有很多地方把农家书屋叫做科技书屋。进得门去，看着塞得满满当当的书柜和一本本簇新的书，老怀表有点迷惘，于是问：“你是管理员吗？”

    “我是乡镇干部，书屋有规定的借阅时间，现在管理员干活去了。”

    “什么人来借书的多呢？”“农民。”

    “村里外出打工的多么？”

    “多，就剩下一部分妇女和老人孩子了。”

    “学生来借书的多么？”

    “学生忙着上课，没时间看书，放假的时候可能多一点。”

    “哪类书借阅率高呢？”

    “科技类，能帮人致富的。”

    无语。也不知道这些话他对来参观检查的人重复了多少遍。想起了一位采访过的大学生村官管理员，他告诉我，由于村里外出打工的多，所以来书屋借书的尽是老人、学生，武侠书一上架就被学生借走，养生书籍在老人中流转率最高。我愿意相信大学生村官的话。至少，没有理由怀疑他在敷衍我。自从接了周刊这个活儿，看到了太多满满当当“梁山伯好汉全伙在此”的书架，可我更乐于看到的，是书架上的缺档和空格；在新老书屋里，看到了太多像是摆在书店而不是摆在书屋的簇新书籍，可我宁愿它上面有一些指污，哪怕书页用透明胶条粘补过呢。

    作为一项制度设计，农家书屋承载着一份美好期望。可书是给人看的，如果人们不喜欢看或者不方便看，我们就要检测一下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找一找究竟是哪些环节还存在着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