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何定明 刘艳涛

    随着农民外出务工数量的增长，如何让农民工免受职业病侵害及受害后好何维权，成为代表委员们关注的话题。

    搜集证据难、鉴定诊断难、医疗保障难、索赔起诉难是农民工维权中普遍遇到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盛昌黎说：“按照《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规定，搜集证据通常都需要用人单位的协助方可获得。但部分企业为了逃避法律责任，不主动与农民工订立劳动合同，导致证明劳动关系成为职业病鉴定诊断的难点。”盛昌黎认为，目前职业病诊断整个过程手续繁琐、复杂，同时根据属地管理的原则，职业病诊断鉴定机构往往同属相同的管理系统，在制度设计上难以保证农民工获得公平的鉴定结果。同时，从职业病鉴定诊断，到工伤认定，再到损害赔偿一般需要花费三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农民工维权成本过高。

    用工企业相对强势，也是导致农民工维权难的重要原因。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大理市白族自治州人民医院医保科主任王瑛认为，虽然法律规定由企业保护劳动者健康，用人单位是职业病防治第一责任人，但在实际操作中，企业是极不情愿做的。

    王瑛建议，国家应尽快修改《职业病防治法》，国家要加大对职业病的专项资金投入，探索设立职业病的救助基金，让劳动者不为确诊、鉴定和治疗等费用发愁。

    盛昌黎认为，应将职业病防治列入政府考核目标，建立起覆盖城乡的职业病防治监管网络，防止职业病防治监管出现缺位和越位。

    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河北省总工会主席马兰翠说：“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大监管力度，对职工经常接触有毒环境的企业，政府还要加大治理力度。对一些容易导致难以治愈的职业病又不能提供有效保护的工种，政府应该叫停，不能以牺牲职工健康为代价换取企业利润。”

    农工党中央建议，劳动者经省或市职业病诊断机构确诊，劳动保障部门确认，无论是否达到残疾等级，均列入社会工伤保险范围。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张鸣起认为，发生职业病事件后，工会首先到第一线去，要积极主动地维护受侵害职工的利益，将此前法律法规落实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