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豇豆”“毒花生”“毒生姜”……一个“毒”字，不断刺激着国人神经，甚至有不少人已“闻药色变”。分析其中原因,当然有多个方面，但从农药管理的源头看，暴露了我国农药基本药物制度的缺失：一方面，我国现有登记农药产品达3.5万余个，但范围主要集中在粮油等大宗作物，且产品同质化严重，造成农民选药难;另一方面，近80%的是区域性特色小宗作物无登记农药可用，面临病虫害难防治，客观上导致农民乱用、滥用农药，甚至使用禁限用农药。

浙江，以特色小宗作物见长。十多年来，浙江农业一直定位高效生态、特色精品。面对特色作物安全用药这一世界性、普遍性难题，浙江在全国率先实施特色作物农药登记补贴惠民政策，最近五年中，已累计投入3300万元专项资金，完成37个农药产品登记试验。具体如何实践?记者就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有药用——提高农药企业积极性

无药可用的困局，在浙江特色农业中，到底有多严重?从2012年时的一组数据，可见一斑：以杨梅为例，130万亩的种植面积，产值50亿元，占到全省水果总产值的1/3，病虫害有50多种，登记农药却只有1种;年产值近30亿元的中药材，登记农药一片空白;其他产业的状况，也大抵如此。

“特色作物之所以登记药剂少，原因就在于小宗作物防治药剂市场小、利润低，市场成本和风险却又很高，企业普遍不愿涉足。”浙江农药检定管理所所长王华弟告诉记者，仅药效、残留等登记试验成本，就高达30～50万元，且不一定成功。

在其他发达国家，对于小宗作物的登记用药研发，一直纳入政府扶持项目，企业不仅有相关补贴，还能获得技术等方面的配套支撑。2012年，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在获得省人大立法支持后，浙江专门设立农财专项，支持农药生产企业在特色作物上开展农药登记，其最高可获得试验总费用一半的补贴。

采访中，不少农药生产企业坦言，有财政补贴固然是好，但更重要的在于科技要素的投入。一直以来，由于病虫害发生规律等基础性研究较为薄弱，导致项目实施过程中面临众多技术难题，单靠企业显然力不从心。对此，浙江有专门的应对方案。

“首先，我们每年会召集农药、植保、种植业管理部门的专家进行联合评审，列出农药登记补贴优先安排的小宗作物、主要病虫害种类及防治药剂，导向性很强;其次，我们加快省内外药效、残留测试，简化了登记流程，整个周期至少缩短一年以上;第三，在科研力量上，则联合浙江大学、浙江农林大学、省农科院、省化工院等多方专家，集成配套综合防治技术，为企业提供科技支撑。”王华弟介绍说。

这些支持大大激发了农药生产企业的积极性。记者了解到，农药企业在申报登记项目前，都会组织产品开发、销售、市场等部门人员，先进行专题讨论，甄选出能针对解决小宗作物用药难题的产品，再进行申报，获批后，也往往在完成相应的室内生测，以及田间探索性的药效、安全性试验后，再开展登记药效和残留等试验项目。

5年来，浙江共扶持了170多个特色作物病虫防治用药的登记试验，其中37个已完成，并有22个产品获得了农业部农药登记证，累计推广应用面积200万亩次，新增效益2亿元。不仅如此，浙江5个药剂农药残留限量列入国家标准制订，2个还被列入国际标准制订，真正做到“有药可用、有标可依”，支持浙江特色优势农产品走出去。

用好药——建立起长效管理机制

如果说有药用解决的是源头问题，浙江所倡导的用好药，则从供销渠道入手，建立起农药管理的长效机制。实际上，对于粮食等大宗作物，由于药剂市场相对成熟，农户已基本形成稳定、安全的用药准则。因此，乱用、滥用农药，以及高毒、高风险农药的重灾区，往往在小宗作物。

对此，近年来，浙江大力推动高毒农药定点经营试点，一方面是通过专柜销售、实名购买，建立购销台账，实现销售的高毒农药来源可追溯、去向可追踪;另一方面，则加大以农药隐性成分为主的农药专项整治，及时发现风险点和隐患环节，严厉打击制售假劣农药、违规使用禁限用农药行为。